后来，在印度支那战争的一场战斗中，特伦斯·威兰将被授勋，他的照片和一则有关他的激动人心、歌功颂德的故事将会登载在《电讯报》上，尽管他退伍后的下落，以及回到美国后的生活情况，从未被米兰达和我所认识的人查实过。
这则故事说的是弗兰克·考德威尔、克里斯·德马泰、曼蒂·布莱姆和我，如何变成市里的报纸所称的“不知情的四人组”，以及我们这个奇特联盟最初组建的缘由，对我们成年后的生活和事业造成了怎样的创伤。《电讯报》上的文章一再强调，我们四人都被归为愚钝或问题学生，脑子没能反应过来未和其他孩子一起逃离公民教育课堂，从而导致了劫持人质事件，并由此促成了击毙罪犯的合理性。
最初的创伤发生在哥伦布市的R.B.海耶斯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公民教育课的课堂上。距今已过去多年。教室里有一张规定的座位表，我们所有人都有指定的课桌，它们有序排列着，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当时是1960年，那是一个狂热且多少带有些盲目爱国主义的年代。现在提起来，人们总会认为那是一个有些天真的时代。“公民教育”是国家强制开设的讲授宪法、美国总统和政府分支机构的课程。到了第二个学季[9]，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政府分支机构的纸制模型，不同的机构之间还铺有不同的道路和路径，以此来说明那些“开国元勋”在联邦体制中建立起的权力制衡。我用母亲最喜欢的“冠冕”牌卷纸里的硬纸筒做出了司法部的多利安式立柱[10]。那是寒冷且似乎漫长无尽头的三月中的一段日子，平日里教我们“公民教育”课的老师请了假，所以我们在理查德·A.约翰逊先生——一个长期以来的代课老师——的监督下，学习宪法单元，并精读了美国宪法及其各种草案和修正案。那时还没有产假这一说，尽管罗斯曼夫人的肚子自打感恩节起早就隆起得很明显了。
R. B.海耶斯小学的公民教育教室里，座位一共六排，每排有五张桌子。桌椅间都用螺栓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并配有铰链式折叠桌面，在使用背包和书包之前，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学课桌都是如此。在指定入座的桌子里，放着你的2号铅笔、写作稿纸、糨糊和其他小学课堂的必需品。而在随堂测试时，你也需要把课本放在这个看不见书本的地方。我记得那个时代的稿纸是浅灰色的，柔软而光滑，蓝色的点状书写行很宽，在这张纸上完成的所有作业看起来都有点模糊。
学生们在哥伦布市读到六年级会有一个指定的点名教室[11]。这是一间特定的教室，你可以把冬天穿的大衣和橡胶手套挂在钩子上，每一面墙上分别铺着一张长方形的报纸。学生指定使用的挂钩会用一张彩色的图画纸标明，上面用魔术笔印上你的名和大写的姓。你可以把主要的学习用品放在点名教室的桌子盖板下面。那时，在街对面那所“费辛格中学”里，最显成熟的事情似乎是，高年级的学生没有点名教室，只需往来于一间间教室就可以了，并且他们把学习用具存放在储物柜里，而储物柜配有一把密码锁，这些密码你得记住，然后得把记有密码的那张纸给撕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储物柜了。上述的这些与我本人、克里斯·德马泰、弗兰克·考德威尔及古怪惹人烦的曼蒂·布莱姆这四个毫不相干的人，如何因缘巧合地结合成日后更为人所知的“四人组”故事没有直接的关联，只不过我们都离开点名教室去上了艺术课和公民教育课。这两门课都需使用特殊的设备和材料，因此都有各自的教室，配备了专门受过培训的老师，学生们会在特定的学期里从各自的点名教室来到这两个教室。就我们而言，这是第二学期的事。我们按名字的字母顺序排成一行，静静地从点名教室来到巴里夫人的艺术课教室和罗斯曼夫人的公民教育课教室，接受她们严格的督学。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早期并不是纪律松散抑或无序的时代，这让前文提到的那一天发生在公民教育课上的创伤更为痛苦，并由此导致了该课堂上的几个孩子（其中一人就是特伦斯·威兰，对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来说，他或许显得有一点柔弱，有时穿一双拖鞋和一条皮革短裤，但擅长踢球，他父亲是位西德的水利工程师，后获得了美国国籍。特伦斯还会翻起眼皮，露出眼里的黏膜，然后以这般模样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此举给他带来了某种名望）永远地从海耶斯小学转学，因为即便是再回到那幢楼里，还是会带来创伤性的、持久的记忆和情绪。
只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在公民教育课的黑板旁发生的那件事，可能是我这一生遇到过的最具戏剧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如同我父亲的那件事一样，我想我最终还是会感激当时幸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
我现在的座位紧挨着窗户，这或许会让罗斯曼夫人懊恼不已。
在罗斯曼夫人的公民教育课教室里，天花板下的四面墙上等距离挂着三十四位美国总统画像，还有几幅下拉式地形图，包括最初十三个殖民地的地形图、约1861年期间的北部联邦和南部联邦的地形图，以及现今包含夏威夷在内的美国地形图，此外就是装着各式额外用具的钢柜。最显眼的是教室前一张硕大的讲台、一块黑色板岩黑板，以及三十张完全用螺栓固定的座椅，我们这些由弗拉斯托斯小姐负责的四年级点名教室的学生，按姓名字母顺序被安排成六排，每排五个学生。约翰逊先生是代课老师，我们会自娱自乐地把罗斯曼夫人平日的座位表打乱，并且把教室里按照东西走向摆放的座位掉个儿，在最靠近西墙挂钩和教室门的那一排的第一张桌子旁，安排罗斯玛丽·哈恩和艾米丽·安妮·巴尔入座（挂钩上总是空的，因为罗斯曼夫人的公民教育课教室从来不是点名教室），斯威林根双胞胎中的弟弟坐在最东侧那排的前面，就挨着东墙那两扇巨大的窗户中的第一扇，放映幻灯片以及偶尔播放历史电影时，厚重的百叶窗会放下来。我坐在最东面那排倒数第二桌，这是安排上的一个错误，罗斯曼太太是不允许这样的安排出现的，因为我在“听力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遵循指令”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R.B.海耶斯小学前几个年级的全职老师都知道，我的座位应该离窗户和其他可能分散我注意力的地方越远越好。教学楼所有窗户上都装着铁丝网，以便玻璃窗在被打偏的“闪避球”或捣鬼的人丢的飞石打中时不易被击碎。
此外，在人为替换的座位安排中，紧贴我左边那排的是桑杰·拉宾德拉纳特，他一直在疯狂学习，笔记也堪称典范，或许在R.B.海耶斯小学所有考试中，他是唯一坐在我边上的好学生。铁丝网在窗户上额外增加了十二行细长的矩形，将窗户分成八十四个小方格，其中第一条垂直的铁丝网线紧邻窗户的右窗框。铁丝网之所以这样设计，部分原因在于想让窗户看上去不再那么有趣，从而降低学生们分心或沉迷于窗外景色的可能，在三月份的公民教育课堂上，窗外景色大多由灰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木、足球场被破坏的边缘，以及没有围栏的菱形内场[12]组成，每年的5月21日到8月14日，“少年联盟”都会在这块场地举行比赛。再往后，则是被围起来的“费辛格中等学校”正规大小的球场，它按照透视法原则显得更为小了——它被格芙特大道阻挡，只占据了窗户左下角的三个方格——大孩子们在这块场地里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举办的棒球比赛，以此来保证在参加高中联赛时的最佳状态。每年春天，我们学校的几扇窗户都会被蓄意破坏公物的人给打破，足球场里有几块裸露的岩石，我无须移动脑袋，就可以在我的座位上，透过铁丝网分割出的视野，看到至少一块或更多的岩石。空空如也、废弃不用的菱形球场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角度看到全貌，里面的场地现在遍地泥泞，四下已看不到积雪了。我一直以来的余光视野[13]都很好，在约翰逊先生讲授美国宪法的三个星期里，我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身体在课堂上，真正的注意力则受余光视野的指引，落在球场和窗外的街道上，这些景色被窗户铁丝网组成的网格分割成了不连续的正方形，看起来很像一排排由漫画、电影分镜、《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悬疑漫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组成的面板。显然，这种强烈的吸引力对我在第二学期公民教育课上的“听力能力”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它使我注意力不仅神游天外，而且还积极构建整个线性的、分散组织起来的叙事性幻想，其中许多内容都以非常丰富的细节展开。也就是说，窗外景色中的任何事物都以非凡的形式——比如，一片鲜艳的垃圾会从一个铁丝网的网格吹到另一个网格里，或者一辆市区公交车从右往左冷漠地穿过最下面三个横排的网格——成了对我想象性电影或卡通分镜的刺激，其中别的窗户铁丝网组成的每一个网格都可以用来延续和深化面板上的叙事内容——现实中外表普普通通的“市公共运输公司”的公交车，被蝙蝠侠当时的死对头“红色突击队”霸占，透过连续性的网格从内看去，“红色突击队”劫持了弗拉斯托斯小姐和几个公立聋哑和盲人学校的盲童，还有我那吓坏了的哥哥和他的钢琴老师杜德纳夫人，直到蝙蝠侠（带着他那副小小的装饰性面具）和一个看上去非常像罗宾的人通过绳索和抓钩的特技，突入这辆行进间的公交车为止，每一个动作都填满了窗户上的正方形网格，并且栩栩如生，随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网格时，这些动作就定格在了画面中，等等。这些想象出来的构造常常占据了整面窗户，想象它们是一件困难而需专心致志的工作，事实上，它们与克莱默夫人、泰勒夫人、弗拉斯托斯小姐，或者我父母所说的白日梦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煽动性创伤发生时，我还只有九岁，而到4月8日，就是我的十岁生日。七岁到接近十岁的这个年龄段同时也是躁动不安的年纪（尤其对我父母来说），那时的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无法阅读。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快速浏览《从大海到闪耀的大海：文字和图片中的美国故事》（这本书是那时全国所有小学的公民教育课的指定课本）中的页面，并给出一定数量的定量信息，比如每页确切单词的数量、每一行确切的单词数，以及某个指定的页面里，使用最多和最少的单词，甚至是字母，再比如，还包括每个单词出现的次数，我会在读完这页后很久，依旧记得这些信息，但我却无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化或以任何恰当的方式表达这些单词想要表达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那时的记忆力），结果就导致我在测试中成绩远低于平均分。好在到我满十岁时，阅读理解的问题自行解决了，其方式就跟它出现时一样神秘。
约翰逊先生原本是附近厄尔本克莱斯特人士，随后据媒体报道，并无查实的精神障碍或任何犯罪行为。
最近那场雪是三月初下的。换言之，教室窗外东面的景色现今基本上已被泥泞和脏雪覆盖。那里的天空无色透明，压得有些低，就像某种湿透或者疲惫不堪的东西。球场的内场一片泥泞，只有投球手的橡胶垒上，还落着一条雪迹。通常，在整个第二学期，窗户上唯一真正的动静来自塔夫脱街上的垃圾或某种汽车，而在创伤发生的那天出现了两条狗，这是例外。这种情况以前只在讲到宪法这一单元时发生过一次，但直到现在才再次发生。这两条狗从东北处的一片灌木林进入了窗户右上角的网格里，随后沿着对角线向足球场北部的进球区前进。随后，它们开始在彼此周围打转，圈子越转越小，显然是在准备交配。类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一次，但是那两条狗好几个星期没有再出现过了。它们的种种举动似乎都与交配行为保持一致。两条狗中较大的那条从后面爬上另一条的后背，用前腿缠绕那条斑纹狗的身体，随后开始不断地向前拱动身体，当另一条狗试图逃跑时，大狗用后腿迈出了一系列的小碎步。这在窗户铁丝网组成的网格中占据了一个方格多一点的空间。给人留下的视觉印象像是一条身体结构复杂的大型狗做了一系列抽搐的举动。此番景象固然不雅，但生动无比、引人注目。这两只动物中，其中一只体型更大一些，浑身黑色，胸部呈现暗褐色，有可能是罗纳威犬的混血品种，不过头部没有纯种罗纳威犬那么宽。它身下那条体型较小的狗，其品种无法辨认。据我哥哥说，我们家曾养过一小段时间的狗，那时我还小，不记得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那条狗咬坏了钢琴底座和那张精美的十六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古董餐桌的桌腿。这张桌子是我母亲在清仓义卖中淘来的，据估计，其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这导致了有一天，家里那条狗不见了。那天我哥哥从幼儿园回来，发现狗和桌子都不见了，此外，我父母随后一直被整件事搅得心烦意乱，如果我说起这条狗，或者向我妈妈提起这件事惹她烦的话，我哥哥就会把我的手指放在大厅壁橱的合页处，随后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橱门上，直到我所有的手指全被压碎，不得不截去为止。我早已对钢琴感到绝望，这让我对它更加绝望了。在那个时间段，我和哥哥都在接受钢琴强化和独奏的指导，尽管只有我哥哥表现出了真正的潜力，他每星期都要和杜德纳太太一起上两次课，直到他青春期早期的叛逆剧烈地表现出来为止。那两条身体叠加在一起的狗离得太远了，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戴有项圈或标牌，不过又可以说离得很近，可以分辨出上面那条占统治地位的狗的面部表情。那是一张面无表情，但同时又很亢奋的脸——这和人类在做某种难以自持，但又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做的事时表情是一样的。它们不止是在交配，可能是一条狗对另一条狗的统治，我后来才了解到，这很常见。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下面那条处于忍受地位的狗摇摇晃晃走了几小步，这几步带着这两条狗穿过了第四排的四块面板，这使得两旁分镜中的活动复杂起来。狗的项圈和标牌是有效的证明，它证明狗是有家和主人的，而不是流浪动物，一位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特约发言人曾在点名教室里解释说，这个情况需要注意。由于富兰克林要求狗要佩戴狂犬疫苗标牌，所以这一点就尤为明显了。下面那条斑纹狗的脸上露出了难过却坚忍的表情，很难用语言形容。它的表情看不清，或是被窗上的防护网遮住了。母亲曾向我们描述过身患重病的蒂娜阿姨脸上的表情：长期受苦。
玛丽·昂特布伦纳，也被操场上的欧姆克和卢埃林小组称为“大伯莎”，她是唯一一个会在放学后和曼蒂·布莱姆一起玩的女孩。我哥哥与曼蒂·布莱姆的姐姐布兰迪是同班同学，他说布莱姆一家是远近闻名的精神病家族，家里的父亲穿一件贴身汗衫，整日居家不出，他们家的院子就像一个垃圾场，若你胆敢靠近他家栅栏一步，他们那条德国牧羊犬就会杀了你。有一次，布兰迪没能完成她的家务，没清理狗屎，据说她父亲愤怒地摇晃着走出来，把她的脸摁在狗屎里，我哥哥说当时有两个七年级学生目睹了这一切，这就是布兰迪·布莱姆（她的动作同样有点缓慢）在“费辛格中等学校”被人叫成“狗屎女孩”的原因，对于一个才十多岁的女孩来说，无论她是否敏锐，抑或敏锐程度如何[14]，被人这样叫肯定不好受。
在我上过的课中，除去那次之外，约翰逊先生唯一一次代课，还是在我二年级时，那时他一共上了两个星期。当时我们的点名老师克莱默夫人遭遇了车祸，回来时脖子上套着一个用白色帆布支撑着的大金属板，她不让我们任何人在上面签名，而在剩下的教书的日子里，她都无法将脖子转向任何一边，此后她就退休去了佛罗里达州，开始独立谋生。在我的记忆中，约翰逊先生是个中等身高的成年人，留着标准的平头，穿西装，打领带，戴一副书卷气十足的黑框眼镜，那个时代每个戴眼镜的人都戴这种眼镜。显然，他在R.B.海耶斯小学还给其他班代课。人们只在校外看到过他一次，当时丹尼斯·科尼和她的母亲在A&P百货商店见到了约翰逊先生，丹尼斯说他的推车里装满了冷冻食品，她母亲借此推想他一定还没有结婚。我记不得是否注意到约翰逊有没有戴婚戒，后来《电讯报》上的文章也没有提到，在当局冲进教室后，他是否还有一个妻子。我也不记得他的脸，只记得在后来的《电讯报》上公布了一张他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从几年前他本人的学生年鉴上取来的。剔除一些明显瑕疵或特征后，多数成年人的脸在这个年龄开始模糊难辨——老成掩盖了所有其他特征。我全力回想，也只能想起约翰逊先生的脸最难忘的地方在于，它略微有些歪斜，抑或说，前额位置向上翘起了一些角度。也没有翘得特别夸张，只是提高了一到两度——想象一下，把一个面具或肖像举在面前，然后向上斜拉一到两度。换句话说，额头上的眼窝现在似乎是稍稍往上看的。而这一切，再加上体态不佳，或者像克莱默夫人那样脖子出了问题，就使得约翰逊先生看起来像是因为自己说了什么话而畏畏缩缩。他这副样子倒不算恶劣，也不算明显，但考德威尔和托德·卢埃林也都注意到了约翰逊畏畏缩缩的样子，并对此议论。卢埃林说，这个代课老师看起来像是害怕自己的影子，就像迈尔斯·奥基夫或《荒野大镖客》中的费斯都（我们都讨厌他——若重拍《荒野大镖客》，没有人会想去扮演费斯都）。他第一天替罗斯曼夫人上课时，向我们介绍说自己是约翰逊先生。他就像那个时代所有老师一样，用完美的“帕尔默草书体”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但由于他的全名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周内，频繁出现在《电讯报》上，所以他至今仍旧记得，他叫理查德·艾伦·约翰逊二世，现年三十一岁，原本住在附近厄尔本克莱斯特的一个小型近郊居住区，就在哥伦布市外。
我那时还小，什么也不懂，而在我哥哥童年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家之前的那张古董桌曾是用去掉树结的胡桃木做的，并配有大量钻石、蓝宝石和水钻，它们镶嵌在从右边看去，像是伊丽莎白一世那张脸的上方，父亲为失去这张桌子而感到难过，这也部分导致他在一天结束后回到家中总是落落寡欢。
某个上届四年级的学生，在最东面倒数第二张桌子上，用墨水着色，刻了一个深色粗线条的人，这人戴牛仔帽并配一把大号六发式左轮手枪，显然，这是那个学生在一整个学年的课堂上，花了很多慢工细活的成果。我正前方坐着一个颈部和上椎骨都很粗壮的人，此外就是那位头发剪得很短的玛丽·昂特布伦纳，她脖子上斑斑点点生着白雀斑，我已经仔细观瞧了两年，因为玛丽·昂特布伦纳（她后来在帕尔马的一个大型女子看守所里成了一名行政秘书）也曾和我一起待在泰勒夫人的三年级点名教室里，泰勒夫人会在班上读鬼故事，也会弹尤克里里，而且只要你不惹她生气，她还算是个很有趣的点名老师。泰勒夫人曾用工作服大口袋里的尺子，打过考德威尔的手背，打得相当狠，他的手肿得就像卡通片里的手，考德威尔太太（据考德威尔说，他妈妈会柔道，考虑到她的脾气，没人敢惹她）直接来到学校向校长投诉。那个时代的老师和管理人员似乎从来没想明白，从他们称做白日梦的头脑里想出东西来往往需要尽更大的努力和专注力，远非简单听课能比得了的。懒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不是管理者所能强制的。为了叙述那一天的视觉效果，我希望能把窗户上的故事说清楚，窗户上的两条狗要么在交配，要么在争夺领地，其景象在每个面板上都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故事，等到课程结束，窗户网格就填满了叙事性面板，像河畔卫理公会教堂里的填满画像的玻璃窗一样。哥哥、妈妈、自认为能早起的父亲和我每周都会去这个教堂做礼拜，父亲常常一星期要在办公室工作六天，他喜欢把星期天称为将残存的精力重新调动起来的日子。但事情并非如此。要将整面“窗户叙事”中所有场景都记在脑子里，需要达到某种精神极限，这跟旅途中车后座玩的游戏不无相似之处，在这类游戏中，你和别人会假装你要去野餐，他会提起要携带的一样东西，你需重复说一遍那样东西，并添加另一个，他再重复说前两个东西，再增加第三个，你继而重复一遍，添加第四个，而他必须记住并重复，以此类推，直到你们每个人都在头脑中记住多达三十个或更多的一连串东西，同时你们每个人还要轮流不断地增加这些东西。我向来不擅长玩这种游戏，尽管我哥哥有时会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这让父母感到惊讶，不知道凭着这种记忆力他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父亲经常称他为机械脑）。窗户上每一个网格都填满了，只在那个特定的网格被人关注时，有关斑纹狗那不幸主人的故事才会被讲述出来，一旦整块面板被激活被填满，这块网格又会恢复到透明状态，故事则会向下一个网格推进，而在下一个网格里，有个穿黄色围裙的小女孩，戴着粉色发带，脚上穿着有亮亮鞋扣的黑色漆皮鞋，身边带一条不谙世事、名为库菲的杂色小狗，它在破旧的栅栏下挖了一条道，逃到了赛欧托河边，而她此刻正在莫尔斯路上州立盲人和聋哑人学校的四年级美术课堂上，用培乐多橡皮泥，全靠摸索，捏着她的小狗库菲。她是个盲人，名叫露丝，不过，她父母叫她露蒂，而她两个玩巴松管的姐姐则叫她露蒂·龅牙，因为她们试图说服她相信——我们是在三个连续的面板中看到的，年纪较大的两个姐姐，面露不悦之色，摆出双手叉腰的姿势，就像漫画中的坏人一样——她因不幸长一口龅牙而看上去非常丑，此外还想让她相信，除她以外，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而在几乎整整水平一排的面板中，露丝都戴着深色的眼镜，一双小手放在脸上，因她两个姐姐说的话以及唱起“露蒂·龅牙，你的狗狗逃跑了”的儿歌而哭了起来。小女孩有一位虽贫穷但心地善良的父亲，他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园丁，这个有钱人穿着或白或金的帆布背带裤，在布莱克利克庄园坐拥一座豪华宅邸，那里有一扇锻铁大门和一条蜿蜒的车道，车道向外通向安伯里路，长度超过一英里[15]。此刻小女孩的爸爸驾驶着家里那辆古老、破旧的车，缓缓地在破败街区的冰冷街道颠簸着，一边透过车窗喊着库菲的名字，一边把这条杂色狗的项圈和标牌弄得叮当作响。通常，最上面那排铁丝网格中的一系列面板是预留给倒叙和背景故事的，这些是协助填补窗户上未展开的情节用的。这一系列面板显示，库菲的项圈和疫苗接种标签是在西蒙斯家院子的篱笆下钻过去时蹭掉的，因为它当时兴奋地看到了两条流浪狗，其中一条黑灰相杂，另一条大体黑白相间。这两条狗大步来到廉价的铁篱笆前，催促库菲加入悠闲的漫游冒险，深色的那条狗，从面板上看，长着一对尖尖的眉毛和阴森的笔状胡子，它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走远，而且一定会把回家的路指给信任它的库菲看的。故事板上有关这一天的大部分内容，就像手臂或人们常见的卡通太阳周围的放射状尖刺一样，向外延伸着，其中包括一条分支的叙事，讲的是弱小、苍白、失明的露丝·西蒙斯（她其实没有一丁点儿龅牙，但她不算是个很好的橡皮泥雕塑家）的事儿，她坐在盲人艺术课教室里，迫切想要知道她父亲是否已经成功找到那条狗。库菲是露丝·西蒙斯忠实的导盲犬，它从不啃咬任何东西，也不给家里添麻烦，经常忠心耿耿地趴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子底下，这张桌子是她父亲在富有的制造商东家的垃圾堆里找到的，他把这张桌子带回家，把空线轴钉在抽屉上当把手，露丝·西蒙斯坐在黑暗卧室里（对于盲人来说，房间里是否开灯并不重要）的书桌前做盲文作业时，库菲会经常坐在桌下面，把鼻子搁在她那双漆皮鞋上。与此同时，她的两个姐姐要么在练习巴松管，要么就着灯光躺在卧室毛绒地毯上，用公主电话毫无意义地谈论男孩或埃弗里兄弟，经常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而她父亲正做夜班兼职，用单手把沉重的箱子抬到送货卡车的后斗。家里的母亲，一个从未成功卖出过哪怕一件雅芳家居产品的雅芳销售女工，每天晚上都会迷迷糊糊地瘫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少了一条腿，用一本电话簿垫着，晃悠悠的不太稳固，父亲曾试图搜罗合适的木头来替换这条腿。西蒙斯先生是那种虽然贫穷，但却诚实的父亲，他以体力劳动为生，不做那些蝇营狗苟的事儿。最上面一排的背景故事中，窗外那条黑色和灰褐相杂的大狗有些模糊了，此外还有几块草草勾勒的画板，内容涉及一栋低矮的水泥楼，里面的狗在笼子里吠叫，还有一条肮脏的小巷，里面的几个垃圾桶翻倒在地，一个穿着沾满污秽的围裙的男人正对着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挥动他的拳头。然后，在正中央那一排上面，我们看到西蒙斯家的父亲接到了豪宅主人打来的电话，要他回去把停在豪宅长车道上的那台巨大的、昂贵的、汽油驱动的工业扫雪机准备好，车道上的小彩灯条铺得就像飞机跑道一样，因为主人的私人气象学家活脱像个邪魔术师般说，这天又要下雪了。然后，我们看到露丝·西蒙斯的母亲——我们通过上面的另一排网格看到，她一整天下来，已从手提包里的棕色小处方药瓶里拿了好几颗药吃——接过了她父亲的活儿，开着他们家那辆破旧的车，正漫无目的地在这个破败的社区街道上颠簸着，车非常缓慢地穿行，当密集而持续的雪开始落下时，路灯亮起，面板上的光线变得灰暗而忧伤，冬日哥伦布市的午后，常常会让光线显得这般忧伤。
我本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就在露丝·西蒙斯和她走丢的库菲的故事在窗格上一版又一版上演时，约翰逊先生在讲的美国权利法案，我完全一头雾水。因为我那时在课堂上心不在焉，精神涣散。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学期。公平地说，这就是罗斯曼夫人和校方决定让我远离各种干扰的原因——例如，禁止考德威尔和我坐一起。我甚至不记得什么时候窗外两条狗脱离了叠在一起的状态，开始绕着大小不同的圈活动，在地上和球场内场嗅着。窗外估计大约四十五华氏度[16]，那年冬天的第二场雪正在融化。我确切记得，到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下了一场大雪，由于创伤发生后的第二天学校停课，我们在与俄亥俄州警察和第四特别小队的一位名叫比尔隆·蒙特的心理医生面谈了几次之后，才得以去玩雪橇。比尔隆·蒙特医生鼻子长得很奇怪，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当天晚些时候，克里斯·德马泰的雪橇向一边翻倒，撞到了一棵树上，他的额头上都是血，而我们都看着他不停地摸着自己的额头，并被自己结结实实流出的血迹吓哭了。我不记得有人做了什么来帮助他，我们可能都处在惊吓之中。露丝·西蒙斯的母亲叫玛乔丽，从小就喜欢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穿上不同的衣服，并练习说：“你好吗？”“天哪，这话说得真风趣！”她曾梦想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并在他们豪宅里那张漂亮的、去掉树结的胡桃木餐桌上举办豪华晚宴，出席晚宴的都是医生和他们戴着镶钻头冠、披着狐皮大衣的妻子，而她在吊灯的辉映下，看起来就像一个仙女公主；而今成年之后，她却开着那辆破车，体态浮肿，眼神呆滞，嘴巴永远低垂着。她抽着总督牌香烟，把车窗摇上了，甚至没有像之前那个慈祥的、长期受苦的父亲那样摇下车窗叫一声：“库菲！”上面有一则背景故事，盲婴露丝·西蒙斯戴着小黑眼镜躺在摇篮里，伸出双臂哭喊着要妈妈，而妈妈拿着一个玻璃杯，里面装着一颗插着牙签的橄榄，嘴角耷拉着低头看了看盲婴，然后转身看向房间里那面古老的、有裂纹的镜子，照着镜子练习如何在没有洒落杯中液体的情况下，苦涩而风趣地行一个小屈膝礼。通常，宝宝过一会儿就会罢休，不再哭泣，只会发出小声的呜咽（这个故事占了两三块面板）。与此同时，不知不觉中，露丝·西蒙斯捏的培乐多橡皮泥小人看起来几乎完全没了形状，与其说看起来像狗，倒不如说像是被重物碾过的萨提尔[17]或大猿。她那张漂亮雪白的小脸蛋上架着深色的眼镜，头上戴着向上倾斜了好几度的发带，正为库菲的平安归来，天真无邪、童心未泯地祈祷着。她祈祷父亲在某个脏乱的邻居家乱糟糟的院子里，发现蜷缩在轮胎里的库菲，或者在玛丽维尔路边发现库菲正无忧无虑地溜达，这样她爸爸就会在繁忙的大道边停车，张开双臂跪在路边，等待着狗狗欢快地跑到他怀里。她盲瞽的幻想冒出了内心独白的泡泡[18]，它占据了好几块面板，这些面板之前被一幅真实的场景占据：受了惊吓、一瘸一拐的库菲正沿着赛欧托河东岸，被两只老练的、野性十足的成年狗折磨。即使在1960年，格里格斯大坝已经开始发臭，沿着玛丽维尔路的东岸，散落着生锈的铁罐和废弃的轮毂盖，我父亲说，他记得那是在1935年左右，他曾穿着短裤、戴着草帽，用绳子和安全别针还能在那里钓上鱼来，而他的父母戴着草帽在他和兄弟（他后来在二战期间，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受了伤，退伍军人法案为他提供了一条木质的假腿，他可以连带着将它与一只特制的全包围的鞋子一起脱下，所以即使他睡觉时，鞋在衣柜里也不会空着，他在凯特林一家生产不同种类的集装箱纸隔板的厂家工作）身后那片山毛榉和沙棘树投下的树荫里野餐。在大学给市政人员过度施压，让他们修建玛丽维尔通勤路，从而更为便捷地将上阿灵顿和西区连接起来之前，这片树林一直沿着赛欧托路铺开。忠诚的小狗那双闪光的棕色眼睛现已湿润，眼里带着离开院子的悔恨，也透露着恐惧，因为库菲现在离家很远很远，比这只年轻的小狗以前去过的任何地方还要远。我们已经看到，这只小狗只有一岁；父亲在上一个耶稣受难日，作为一份惊喜礼物，把它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带回了家，并允许露丝带着库菲一起去参加在圣安东尼天主教堂举办的复活节礼拜活动（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哥伦布市的穷人通常都是）。库菲被放在一个小柳条篮子里，篮子上盖着一块格子布，从里面只露出那只湿漉漉的、好奇的小鼻子，它一直很安静，就像露丝母亲说的那样，它最好安静地待着，否则在做礼拜期间闹出响来，他们都得离开，这对天主教徒来说可是不小的罪过。尽管露丝的姐姐一直偷偷用发卡戳小狗的爪子，试图让它叫出声来，但它并没有叫，这一切露丝都不知情，她戴着墨镜坐在硬木椅上，抱着篮子，摆动着小腿，为有一只小狗作伴而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一般来说，盲人对狗有种天然的喜爱，因为狗的视力也不是很好）。而那两条野狗（它们毛发已经凌乱了，隐约可以看得到肋骨，其中那只花斑野狗在尾巴底部长有一个青色的大疮）冷酷而残忍，只要库菲一动不动，就会对它龇牙咧嘴，即使它们穿过一半结冻的泥浆和淤泥的池子，从上面涂鸦着脏话的大水泥管道口中翻进河里，也还是会这样。即便库菲只是一条狗，不会像你我这样冒出内心活动的气泡来，但当那条花斑狗突然跳上水泥管，随着毛发凌乱的脑袋和带疮的尾巴消失不见后，库菲那双柔和的棕色眼睛流露出的神情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而那条体型较大的黑狗则开始咆哮，让库菲跟着进入管道，管道里没有水，只是涓涓地从里面流出一些暗橙色的难闻的东西（即使对狗来说也是如此）。在下一个网格里，库菲被迫把小前腿放到了水泥管的边沿，并试图拉起两条后腿进入管道时，黑狗则咆哮着咬它的后侧肌腱。这条狗的面部表情说明了一切。可以看得出，库菲极度害怕和沮丧，只希望回到围栏院子里，摇着它的斑纹尾巴，等着露丝小小的白色手杖，从人行道上传来迎接它的嗒嗒声，然后她会把它带进屋子，揉揉它的肚子，一遍又一遍地说它有多漂亮，它的耳朵和小软爪有多香，并对它说，她能拥有它得有多么幸运，而那条黑狗轻松地跃上库菲身后的管道，用不祥的眼神向两边望去，消失在占据整个横排的黑色管道中。
同时，在现实里的事件爆发时，约翰逊先生显然刚刚在黑板上写下了“杀了”这两个字。在我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中，最明显的瑕疵是，创伤爆发时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我意识之外展开的，我的注意力完全落在窗户网格上，我在网格下一排的叙事中，加入了那位不幸的母亲，也就是西蒙斯夫人，她驾驶着家里的汽车，迂回在街区堆满雪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就着后视镜，试图用镊子拔掉一根灰头发。而在小女孩父亲的场景中，户外飘着雪，他正开着一台大型燃气设备，看起来有点像电动割草机，但体型更大些，并有两倍数量的旋转叶片。此外，他还穿着运动员和猎人穿的那种特制亮橙色衣服，这是豪宅里那位财主公司的商标色，也是屋子主人让坚忍不拔、任劳任怨的那位父亲穿的特制雪裤的颜色，他开始清理豪宅车道上厚实的湿雪。车道太长了，等那位父亲把雪清完，他又得从头开始，因为降雪（你还可以从国家盲聋学校教室的网格窗户背景里看到，尽管小露丝看不到）越来越大，变成了真正的暴风雪，面板上，那位父亲的内心活动气泡说：“哦，好吧！这还不算太糟，至少我很幸运有份工作。而且我相信好心的老玛乔里会及时找到库菲，在露丝从学校回来时把我们的宠物带回家的！”他脸上流露出一种耐心、沉着的表情，而这台轰鸣着的笨重器械（这台机器已被豪宅的主人申请了专利，他的公司也将它投入了生产，这就是他让西蒙斯先生穿上那条不像样的裤子的原因）正在清除车道上的白雪，就像一个人行政拘留期满了，得用湿纸巾在黑板上擦去他的名字一样。就这样，我在公民教育课上并没有如实看到或了解到事件爆发时发生了什么，尽管我多次从同学、政府部门，以及《电讯报》那里了解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以至于在记忆中，让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件事的全程见证人。学校的心理医生比尔隆·蒙特给出了他的专业意见，认为我虽然是个全程见证者，但由于受到的创伤较大（用他的术语来说，受到了极度惊吓，而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都收到了他的评估报告），对这件事的记忆不太可靠。无论是粗略，抑或是错误的，我在事件发生后的所有法律程序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此都受到比尔隆·蒙特医生做出的诊断的限制，我的父母以书面形式认可了这一诊断。不过，这就是成人记忆的奇怪之处，我却仍然可以详细地回忆起比尔隆·蒙特医生的鼻孔，这两只鼻孔的形状和大小都有明显的不同，并且我还记得，我当时甚至想象他在生活中，甚至婴儿期在他妈妈肚子里时的鼻子，由此才记得这么清楚。这位临床医生非常高大，即使以成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我在规定的访谈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仰望他的鼻孔和下颚。他身上有股人们能在夏天浴垫上闻到的味道，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把这种味道认定是浴垫的味道。坦率地说，大家一致认为，比尔隆·蒙特医生与约翰逊先生相比，让我们许多人更感到毛骨悚然，尽管看到类似的事情显然会对任何人造成创伤，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后来，德马泰先生被迫退出了报纸批发投递业，据克里斯·德马泰说，这是因为有几伙从克利夫兰来的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他们接管了本州所有的报纸和投币式售货机业务，这就迫使德马泰先生干起了出租车调度员的工作，不过这样一来，克里斯至少不再会因为起得过早，上课无法保持清醒了，后来，他在费辛格学校沃恩先生的工艺美术课上，发现自己在手工方面很有天赋，现在，他成了精密工具和模具公司的车间主管，这家公司离我自己公司的办公室只隔了几个街区。
就在理查德·艾伦·约翰逊先生在黑板上说明“正当法律程序”这一短语在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中具有同等地位时，他无意间在这一短语中还插入了其他的单词，亦即大写的“杀了”。艾伦·莫里森、桑杰·拉宾德拉纳特和班上其他一些比较勤奋的学生，一字不落地抄下了约翰逊先生的板书，他们发现他们写的是“正当杀了法律程序”，而这也是黑板上的内容，约翰逊先生从黑板旁退了一两步，抬头看了看黑板上写的内容，显然很不解。至少，很多同学后来都对此感到疑惑，因为，尽管这位代课老师面对着黑板，背对着班级，但他的头此刻却好奇地歪向一边，和狗听到某种高音时歪脑袋的样子不无相似之处。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然后微微摇了摇头，仿佛要甩掉一些困惑，用板擦擦掉了“杀了法律”，替换成了“法律”。克里斯·德马泰和往常一样，把头枕在第二排的桌子上睡着了，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经营着一家报摊和零售摊，一大早就要为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投递报纸，他们经常让德马泰半夜三点就起来干活，即使是上学的日子也不例外，所以德马泰经常在课堂上睡着，尤其是在代课老师的班上。至于曼蒂·布莱姆，学校的大多数孩子对她真实的个人生活和过去知之甚少（我和蒂姆·爱普怀特在读三年级时，都曾和布莱姆一起被安排在克莱侬小姐的慢速阅读班上，不过爱普怀特后来被送到了位于密涅瓦公园的特殊学校里，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阅读能力——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慢速阅读者，而我和布莱姆不是），甚至很少在课堂上拿出过书本或铅笔，总是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看着桌面，从不专心听讲，也不写作业，直到校方开始关注，计划让布莱姆也转到密涅瓦公园去为止，她才突然开始交作业，参与课堂活动。然后，只要行政管理热度一过，她就又会恢复到整节课只坐在那里盯视桌面，或者慢慢啃咬拇指指甲两边的死皮状态中。她还曾吃过糨糊。大家都有点怕她。与此同时，现今在代顿担任“永耐驰”公司质检员的弗兰克·考德威尔正低着头，在草稿纸上聚精会神、认认真真地画着什么。艾莉森·斯坦迪什（后来搬走了）又一次没来上课。同时，第十修正案（第一至第九修正案构成了我们熟悉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尽管第十修正案是在1791年一并通过的）包含了这样一句话：宪法未授权给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权力，等等。根据艾伦·莫里森和其他每一个做笔记的学生所说，约翰逊先生站在黑板旁，将这句话写成了“宪法没有授权给合众国杀戮的权力，也没有禁止各州行使杀戮他们的权力”，那时，教室显然又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学生们开始面面相觑，而约翰逊先生背对着教室，站在黑板旁，拿着黄色粉笔的手垂在身旁，头歪向一边，好像听不清或听不懂什么，没有转过身去，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又拿起板擦，试图继续讲第十修正案和第十三修正案的内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据曼蒂·布莱姆说，这时房间里已是死一般寂静，许多学生脸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他们乖乖地把约翰逊先生最初在引文中插入的“他们”和“杀戮他们”划掉。同一时间，在窗外，露丝·西蒙斯的父亲正在经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在防护网面板对角线的一系列面板上，他正沉着地、任劳任怨地用老板公司的工程师发明的巨大“雪地男孩”，清理着长长的黑色车道上的积雪，这也是这位老板现在如此富有的原因。这还只是电动割草机和除雪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与此同时，玛乔里·西蒙斯夫人的车在街上的大雪中抛了锚，动也不能动，车窗上雾气缭绕，观察者不知道她在里面做什么，而库菲和难对付的野狗大概还在一条长长的工业管道里穿行，这条管道一直延伸到奥伦坦吉河路上一家大型化工厂。因为在连续几个面板上都可以看到管道的水泥外立面，但除了不祥的橙色液体涓涓流入河道外，两端都看不到可见的活动，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从管道中出来。整个公民教育课教室已变得非常安静。擦过黑板后，黑板上的字数总共有一百零四个或一百二十一个，这取决于是否把罗马数字算作字数。如果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字母的总数，使用最多和最少的字母，以及一些不同的统计函数，通过这些函数可以量化不同字母出现的相对频率，尽管我不会把这些数据以这种方式算入其中。关于单词的事实明摆在那里，这就像无论你是否关注肚子和手臂，你还是会感受到肚子，也知道你的手臂在哪里。以上只是我所处的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然而，我百分百能意识到我正越来越被窗户上的网格叙事所困扰。窗户上的叙事虽然引人入胜，但很少有可怕或令人不快的东西。大多数主题都是欢快的——尽管有些天真和幼稚。只有在离公民教育课下课铃声响起还早的时间里，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些内容是如何结束的。有些是从前一天延续下来的，但就实际情况来说，这很罕见，因为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心里那么久是很困难的。
在童年时代，我对父亲的意识没有任何洞察，也不知道他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做事时，内心在想什么。在这方面，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我才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他。
从公民教育课那起事件的确切顺序来看，当课程进行到第十三修正案的讲解时，约翰逊先生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些不对劲了。就在同一个间隔中，下面几排的一系列面板上，那台橙色的、汽油驱动的大型“雪地男孩”，先通过旋转叶片系统将雪片切成细小的颗粒，然后通过一个强大的鼓风增强叶片旋转的风力，将雪片以高弧线抛到距离地面五英尺[19]、八英尺，或十二英尺的高度，随后落到路旁（弧线的距离可以利用三个预装的销钉和孔洞，通过调整滑道来控制，这与韩国和其他地方使用的马克四型火炮并无二致）。暴风雪的雪片显然很大、很湿，卡住了八片锋利叶片的旋转系统，“雪地男孩”的自我保护扼流圈使发动机（其涡轮也是叶片的转子）停转，避免让发动机气缸过热，熔化活塞，这会毁掉这台昂贵的机器。从这方面来说，“雪地男孩”不过是一台改装过的电动割草机，我们的邻居斯尼德先生很自豪地成了我们街区第一个买到这种割草机的人，他在拔掉火花塞后，把它交给附近的孩子们参观——他多次强调，如果你想把手的任何部位靠近刀片，就必须拔掉割草机的火花塞。他说，这台“雪地男孩”的旋转扭矩超过360转/分，可以在一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把他的手切下来——而在窗户侧面的面板上，“雪地男孩”运动部件的示意图则是严格按照斯尼德先生的解释而设计的，他解释了他的电动割草机是如何组装在一起的，只需轻触控制器就能割草（斯尼德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棕黄色的开衫毛衣，在外表的慈祥之下，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悲伤，我母亲说，他之所以对邻里的孩子那么友好，甚至连续几年给我们每个人送圣诞礼物，是因为他和斯尼德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可悲的，我哥哥私下里说，这是斯尼德太太在年少轻狂的岁月里堕胎所造下的孽，斯尼德先生和斯尼德太太我都很喜欢，当时的我除了为他俩感到惋惜之外，对这件事并没有足够的理解）。我现在回忆起来，斯尼德家的割草机也是橙色的，而且比它现在的后续版本要大得多。不过，我最初并不记得窗格叙事上任何关于那只体型较小、地位更低的野狗命运的解释，它的名字叫“废品”，因为主人虐待它，它离家出走了。它的主人是干低级行政工作的，工作的乏味和绝望让他带着空洞的眼神和满身怒气回到家，在喝下几杯没加冰块，甚至连柠檬都没加的酒之后，就找茬对“废品”施暴，这条狗独自在家等了一整天，只想得到一些抚摸或爱抚，或者与主人用一块破布或玩具玩拔河游戏，以此忘却自己的无聊寂寞和如此糟糕的生活，以至于后面的故事在那个男人第二次狠狠踢了“废品”肚子一脚后，突然中断，此举让“废品”不停咳嗽，却依旧试图舔主人的手，而他却把“废品”抱起来扔到冰冷的车库，将它锁在那里一整夜。“废品”独自躺在水泥地上紧紧缩成一团，尽可能压低声音咳嗽。与此同时，在主叙事那一行，西蒙斯因为心里想着失明女儿的悲伤而分了神，他希望在暴风雪中开车寻找库菲的妻子能平安无事，西蒙斯先生使出他蓝领的力气，轻松地将停滞不前的“雪地男孩”翻转过来，把手伸进了叶片系统和进气槽，以便清除它们里面湿漉漉的、塞得满满的雪，这些雪被压扁了，卡住了叶片。平日里，他是个细心的工人，专注且遵从指令，但这次他太心不在焉了，在伸手进去之前竟忘记按照示意图上的指示拔掉“雪地男孩”的火花塞。因此，当足够多的积雪已被清除，转子能够自由转动时，“雪地男孩”就突然启动了，而露丝·西蒙斯的父亲则将手伸进了进气槽的深处。他不仅被切断了手，而且前臂的一多半都没有保住。他前臂的骨头被严重劈裂，一直伤到骨髓，红色雪花和人体残余物组成一股恐怖的全彩喷雾，一股脑喷射出来，直冲天际（“雪地男孩”倒向一边，它的进气槽现在是朝上直冲的），完全糊住了脸正对着进气槽的西蒙斯先生的眼睛。我对露丝·西蒙斯父亲的遭遇感到震惊和惊恐，我喜欢他，也对他有感情，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震撼和麻木的感觉，这让我从面板上的场景前向后退了一些距离，我记得当时我离得足够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公民教育课的教室显得异常安静，甚至连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教室里通常构成环境噪声的耳语或咳嗽都没有。除了克里斯·德马泰在睡梦中咔嚓咔嚓地磨着后槽牙外，唯一的声音就是理查德·A.约翰逊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他表面上写的是关于第十三修正案废除黑奴制的内容，但实际上却在黑板上一遍遍用大写字母写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没过多久，我的眼睛就缓过神来看到了），每写一个字母，后面的字母就越写越大，而且手写字也越来越不像这位代课老师惯有的流畅字体，他也显得越来越吓人，最终连人的样子都没有了，而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也没有停下来给出任何解释，只是把他那颗已经奇怪地翘起的头越来越远地撇向一边，就像在与某种可怕的邪恶或外来力量作斗争一样，这种力量已经控制了他的黑板，并迫使他的手违背他的意愿，还发出（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高亢的声响，这种声响类似于极力发出的尖叫或呻吟，只不过，这种声音显然只是一直持续着的单调音符或音调，声音发出的时间比一般人憋气的时间还要长。而他依然面对着黑板，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一遍遍地写着“把他们全都杀了杀了杀了现在就杀杀了他们”，黑板上的字迹越来越参差不齐、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以至于黑板上的一部分已经完全被重复的字句填满了。大多数可信的目击者，似乎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刻教室里由此带来的骚乱和恐惧——艾米丽·安·巴尔和伊丽莎白·弗雷泽相拥大哭，丹尼·埃尔斯伯格、雷蒙德·吉利斯、约兰达·马尔多纳多、扬和艾琳·斯沃林根，和其他的学生，在螺栓固定的座位上来回晃动，菲利普·芬克尔佩尔正准备呕吐（在那些年里，这是他应对一切强刺激时的反应），特伦斯·维兰正给他继母打电话，曼蒂·布莱姆僵直着身子，紧紧盯着约翰逊先生的后脑勺看，因为他的后脑勺越翘越高，看上去就要碰到他的肩膀了，他的左臂现在直直地伸向一边，手几乎蜷成了爪子。回想起来，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注意到这些——或许，我只是看到了坐在我余光左侧前排的昂特布伦纳，她长着雀斑的后颈已经变得煞白，没了血色，那颗大脑袋完全僵住不动了。我相信，教室里的气氛可能影响了窗格叙事中的不愉快事件，此刻网格上的叙事性幻想更像是一场噩梦，而且正沿着好几排对角线方向的面板同时前进，这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注意力才能看清。无论是美术班上的聋哑孩子，还是其他盲眼的孩子（后者看不见橡皮泥捏的小雕像，但他们的触觉非常敏锐，可以说用手就能看见，并将畸形的小雕像手递手地传了起来）都在嘲笑橡皮泥捏出的库菲的小雕像，连带着也嘲笑露丝·西蒙斯，这些残忍的盲眼孩子笑得还算正常，但那些残忍的聋哑学生的笑声，听起来要么像是猴子的笑声（那些不是哑巴的聋哑人时常会发出的叫声——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在我很小的时候，住在我们街上的一个男孩就已经是聋哑人了，他和我哥哥一起玩耍，有时还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直到最后他们家的房子在半夜起了火，家里的几个人都被轻微烧伤，并吸入了烟雾为止。尽管他们买的保险已经承担了所有的赔偿和维修费用，但后来他们还是搬走了，在这之后，这个男孩就会经常发出这种特有的叫声），要么就是用无声且可怕的方式，模仿正常嘲笑人的手势和表情，而学校的美术老师既是聋子又是盲人，正在教室前面的办公桌旁白痴般地笑着，没有意识到露丝·西蒙斯正哭着被一群嘲笑、挖苦、喊叫、挥舞着导盲棍的人围在了中心，其中有人还将露丝捏的橡皮泥小雕像抛到了空中，并对它挥舞那根细长的白手杖，就像一个美国退伍协会的教练正在外场，练习击打来球一样（虽然成功概率相当小），与此同时，在另一串面板中，玛乔里·西蒙斯夫人慢慢行驶着的汽车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跳动着的、隐约还看得见汽车形状的雪堆，车上面还带着一种奇特的灰色，这是积雪堵塞了破旧汽车的排气口，并把排气引到汽车内部的结果。其中，在内部视角中，坐着已经死去的玛乔里·西蒙斯，她仍然坐在方向盘后面，嘴和下巴都被抹得通红，因为当通风口的一氧化碳开始施威时，她正在涂抹雅芳的阿卡普尔科日落色口红，她的手蜷成爪子形状，以至于把口红涂满了下脸，她因缺氧而喘着气，掐住自己，僵硬地坐着，脸色发青，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的后视镜，而在怠速的车堆起的雪堆外，衣服裹得几乎不能弯腰的女人们正为了迎接归来的丈夫铲除车道上的雪，远处的警报声和救护车开始朝这个场景接近。与此同时，一个突兀的画面出现了，“废品”——那条带疮疤、卑贱的花斑野狗——正在工业管道中被成群的无尾小老鼠或巨大的、变异的蟑螂攻击，而边上的库菲用爪子捂着眼睛呆在那里，充满惊恐，直到那条更强悍、更有经验、更有统治力的罗威纳混血野狗救了库菲的命，它拽着它的脖子，把它拖进一条较小的侧道里，那里成了一个逃生舱口，朝R.B.海耶斯小学，以及越过窗户右后方视野里那片树丛的菲尔黑文·诺尔斯高尔夫球场延伸开去。在这幅画面中，那条不幸的花斑狗痛苦地张着嘴，一只老鼠或变异蟑螂的腹部正从它的眼窝里钻出来，掠食者吞噬着它的眼睛和内脑，这幅画面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以至于这条叙事线立即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管道外部的中性景色。结果，这个孤独的、噩梦般的面板，如同余光一瞥或一闪而过的恐怖场景般出现在窗口，像极了噩梦中经常出现的可怕闪影——不知为何，这些东西出现和消失的速度之快，获得任一视角、消化所看到的东西，抑或将它纳入整个梦境叙事的时间之短，让这一切显得更为糟糕了。而且，通常某种毫无根据的、可怕的东西迅速投下余光一瞥可能是噩梦中最糟糕，也最让你难忘的部分，在刷牙或吃麦片的时候，不断奇怪地出现在你脑海里，让你惶惶不可终日，这也许是因为，它在梦中的瞬间性意味着你的思绪不得不一直在下意识闪回到这件事上，以便将它解决或合成一个整体。仿佛这个片段还没与你和解，就像现在，许多年以后，幼年最持久的记忆就是由这些一闪而过、余光一瞥的画面所组成——我下楼经过父母卫生间时，父亲慢慢刮着胡子。母亲戴着方巾、手套，正跪在厨房窗外的蔷薇花丛边，我给她装水杯，弟弟从爬架上摔下来，摔断了手腕，我用棍子在沙地上画画时，他的哭声也越来越遥远。套在小保护套里的钢琴脚轮；父亲回家后在门厅里浮现的脸。后来，我二十多岁，正在追求我的妻子，让人胆寒的电影《驱魔人》上映了，这部电影让我们两个人都非常不安——而且，不是以一种艺术或发人深省的方式，单纯就是冒犯——随后一起走了出来，此时，电影里那个小女孩正用一个十字架残害自己的私处，其大小和样式都和米兰达家前厅的十字架相似。事实上，在我记忆中，我和米兰达经历的第一个亲密时刻，就是在看完这部电影后回家的车上，那个时刻是我们相互成全的，在电影院里，我们之间快速对视了一眼，确定了我们对电影的厌恶和排斥是完全一致的，在对望的一刻，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快感，这种快感本身并不完全具有性意味，虽然在电影的背景下，这种性反应既令人不安，又令人难忘。可以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然而多年来，《驱魔人》中唯一让我记忆犹新的时刻，只有那几个画面，而这几个画面恰恰具有那种转瞬即逝的、余光一瞥的特质，自那之后，在一个个奇怪的时刻，这些画面就会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在影片中，卡拉斯神父的母亲去世了，他因为悲伤和内疚，酒喝多了（“我应该在那里，我应该在那里”，这是他对正在脱鞋，扶他上床的另一个耶稣会戴尔神父重复说的话），随后，他做了一个噩梦，导演用可怕的灯光和技巧描绘了这个梦。那时我刚到现在的公司上班不久，那次是我们最初几次单独约会中的一次——然而，即使现在，出现在这个梦境序列间隙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记忆犹新。卡拉斯神父的母亲脸色苍白，身着丧服黑衣，正从一个城市地铁站里走出来，而卡拉斯神父在街对面拼命向她挥手，想引起她的注意，但她并没有看到或认出他来，反倒转过身去——以梦中人常有的可怕、隐忍的特质移动着——从地铁站的楼梯上走下去，无情地从视野中沉没了。尽管这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但没有声音，而没了声音，这里显得既可怕又真实——许多人记忆中的噩梦往往都是无声的，让人联想到厚重的玻璃或深深的水域，以及通过这些介质发出的音响效果。据我所知，在当时的其他电影里，还从未看到过扮演卡拉斯神父的这位演员，他气质忧郁，长着地中海人的外貌。影片中的另一个角色将他比作萨尔·米尼奥。梦境的序列中，还包括一个冗长的慢动作视角，其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奖章正从空中落下，它仿佛是从很高的地方落下的，细银链波动着，呈现出复杂的形状，就像一个缓慢落下、翻滚着的硬币。下落硬币的图像并不复杂，正如米兰达在我们讨论这部电影并解释为何会在驱魔仪式前离开时所指出的那样。它象征着卡拉斯神父对母亲之死的无力和内疚（她独自死在自己的公寓，三天后才被人发现。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内疚），而对卡拉斯神父身为儿子和神父所持有的信仰造成打击，无疑也打击了他对这一天职的信心，这种天职不仅植根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还是对神父能减轻人类痛苦和孤独的信念，而现在，他连对自己的母亲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那个经典的问题了：受人爱戴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当与我们相关的人遭受痛苦或死亡时，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此外，还有那深埋心中的愧疚感，它时常会在我们对死去的父母的回忆中一再浮现——在一个背景故事的间隙里，卡拉斯神父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用钢勺强行把某种难吃的药塞进他的喉咙，并用意大利语责备他老是让她操心，有一次，她静静走过窗户，这时他穿着旱冰鞋滑倒了，擦伤了膝盖，大声向她呼救）。这样的反应很常见，几乎随时可以感到，而这一切都被梦中缓缓落下的奖章象征着，在梦境的结尾，奖章落在了墓地或无人打理的花园里的一块花石上，花石上长满了青苔和尖尖的灌木。尽管背景是一派田园风光，但硬币落下的空气一直是无力的，是虚无的、极致的黑，甚至当奖章和链子停落在石头上时，也是如此，没有声音，也无背景可言。但很快，在这个序列中拼接了一个一闪而过的卡拉斯神父的脸，这张脸可怕地转变了。这张脸上的白色、爬行类动物般的眼睛、挤压出的颧骨，以及苍白的脸色，具有明显的恶魔特征——这是一张魔鬼的脸。这张脸一闪而过，所停留的帧数大概刚够人眼识别，而且无声无背景，继而就消失了，再然后就立即换成天主教勋章继续落下的画面。恰恰是它的短暂性，让它在观者的意识中留下烙印。事实证明，我妻子甚至没有看到那张脸的快速剪辑——她可能打了个喷嚏，或者眼神从屏幕上离开了一会儿。她的解释是，即使这个快速的、余光一瞥的影像真的出现在影片里，而不是我想象出来的，那它也很容易解释为卡拉斯神父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看成魔鬼或恶人的象征，因为他看着他母亲（如他所见）独自死去。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画面——然而，虽然我私下里不同意米兰达果断的否定，但我还是远远不能确定神父那张一闪而过的脸是什么意思，也不能确定它为什么在我们甜蜜求爱的记忆中，依然如此清晰地存在着。我想，这只能解释为那张脸出现时极为不协调，几乎是在一瞬间，且完全具有边缘的特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最生动、最持久的往往是发生在我们意识边缘的事件，这是事实。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惊慌失措逃离公民教育课的教室，后来被称为“人质四人组”来说，其意义相当明显。在测试中，许多被贴上多动症或注意力缺陷标签的学生，据观察，他们并不是不能保持注意力，而是难以对他们所注意的内容进行控制或选择。然而，在成人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发现记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记得的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观联想，往往比事件本身更为生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试图传达一些记忆或事件的重要内容时，经常会有一种话到嘴边却说不出的感觉。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与那些处于晚年的人很难交流。通常情况下，感受最鲜活、记忆最深刻的元素，对别人来说，最多也只是隔靴搔痒——比如，维兰在过道上奔跑时，皮短裤发出的气味，或者我父亲那个棕色的午餐袋开口处两个非常精确的折痕。甚至是那幅余光一瞥的画面：小露丝·西蒙斯瞎着眼向上凝望，同龄人围成一圈嘲笑她捏出的橡皮泥小雕像，以及——连续出现在窗上，但在实际叙述中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制造业富商的庄园里，她的父亲西蒙斯先生在车道旁的树林里，被糊住了眼，同时手里握着他手的残肢，穿着颜色鲜艳的防雪衣，呻吟着求救。由于他自己的血和肉已使他失明，所以他时不时会摸瞎撞到树上，而整个快速移动的画面因所有的树木、尖锐的灌木丛、猛烈的暴风雪，以及一阵阵搅起雪的大风，而模糊成了颗粒状，难以看清。最终，西蒙斯先生撞到一棵树，反弹回来后，一头栽进一个巨大的雪堆，全身除了靴子全都看不见了，其中一只靴子正在痉挛性地抖动，因为他试图挣扎着稳定住脚步，处在震惊、痛苦、失血和失明的状态下，他并不知道自己甚至是倒立着的，而与此同时，斜下方对面的位置上，一个市警察局的技术员正跪在西蒙斯家破旧的汽车前座上，救援队在方向盘后发现了玛乔丽·西蒙斯呈亮蓝色的尸体，并在那里画出了她尸体的轮廓。她的沮丧和失望，现在全部了结了，她的身体——手里还拿着口红，口红在覆盖着它的白色毯子上，弄出了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尖锐的疙瘩——正被两个穿着大褂的医护人员在暴风雪中运上了大型救护车的担架，而一个帽子上积雪的警探在和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庭主妇们交谈着，她们已经把自己的车道铲干净了，现在都疲惫地靠在雪铲上，警探用一支很钝的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笔录，他的指甲在寒冷中微微发蓝，漫天飞舞的大雪使每个人的睫毛都变白了，还有两个穿着大黄靴的哥伦布市公共事务部的人已经把西蒙斯太太的车从冰屋大小的雪堆里拉了出来，现在正站在拖车旁往手里哈气，并小幅度地上下跳着，这是又冷又无聊的人常做的动作。担架上的毯子下，只露出两只脚踝和一双假毛皮流苏的小靴子，两个无聊的哥伦布市公共事务部的人（其中一个戴着红银色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滑雪帽，顶上有一个七叶树的绒毛球）虽面对着房子，却没有真正看到这栋房子与别的房子没什么两样，后面的院子（这栋房子有一个秋千架，每个秋千都积着一大坨砖头形状的雪）紧挨着菲尔黑文山丘边缘的榆树和栎树丛，树丛把邻居家和R.B.海耶斯学校的球场隔开来。在树丛中，透过教室的窗户，在真正的场地里，即使在现在，那只占主导地位的罗威纳犬又想骑上西蒙斯家那条迷路的狗，它模仿交配的姿势和表情，劝告毫无防备、长期受苦的幼犬坐好并忍耐这一切，否则就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鉴于我们青春期后期的政治形势，对我们四人组来说，创伤中最令人不安且讨论最多的是，约翰逊先生在面对从门和东面窗户强行进入房间的武装人员时，并未做出任何抵抗或威胁举动，只是继续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杀”，现在黑板已经被写满了，他不断重新叠加着“杀，杀了他们”，这些字掩盖住他早先写的板书，最后黑板上只留下一堆抽象的字母。虽然锯齿状的长粉笔、大幅度的手臂动作，以及办公桌上近在咫尺的约翰逊先生的公文包，都被认为威胁到了人质的安全，这在市警察局的调查委员会看来，具备了开枪的合理性，但约翰逊先生的表情和脸才是真正的威胁。约翰逊呼喊着，越来越用力地在黑板上写下胡言乱语，他的表情、持续的高声，以及对警官让他“放下粉笔！向后退！把手全部放在可见位置！”等命令的无视，导致警官开了火。这是唯一明确的事实——他们害怕了。
在所谓的四人质中，只有曼蒂·布莱姆和弗兰克·考德威尔（他们俩后来在费辛格中学，丝毫不在意有关布莱姆的风言风语，以情侣身份参加了初三和高三的毕业舞会，在那些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恋爱关系。之后，考德威尔加入了美国海军，最终又去了海外服役）极为留意，也很清楚整个事件的前半部分，为我和德马泰讲述，约翰逊先生当时一边尖叫，一边朝向黑板，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写了多久。而在他身后，有的孩子哭了，也有不少孩子（布莱姆后来一一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在紧张气氛下回到了幼儿期的应对机制，比如，吸吮大拇指、弄湿自己的衣服、在座位上微微颤抖，自顾自地哼起摇篮曲片段。芬克尔佩尔则趴在桌面上吐了起来，而离他最近的学生似乎都给吓迷糊了，整个班级逐渐变成了超现实噩梦般的恐怖精神病房。就在此期间，我的意识终于脱离了窗上的网格，回到了课堂里。在我的记忆中，这发生在约翰逊先生手中的粉笔发出一声巨响之后。他双手向前伸出，头偏向一边，僵硬地站着，当他非常缓慢地转过身来面对全班同学时，发出的声音越来越高，整个身体都在触电般地颤抖着，而他的脸……约翰逊先生的面部特征和表情是无法形容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这起事件中，我完整看到的第一部分，《电讯报》将这起事件称为“精神失常的代课老师引发的课堂恐怖事件”——精神失常的教员在黑板旁犯病，似有“被恶魔附身”之嫌，威胁要进行大规模杀戮，几名学生入院就医，第四教学组的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班布里奇倍感压力（当时，班布里奇博士是第四教学组的学监）。芬克尔佩尔的呕吐也是一个因素。在孩子听力所及的地方，只要有人呕吐，都会瞬间吸引孩子的注意。甚至当我的意识完全回到课堂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芬克尔佩尔呕吐的声音和气味。我记得的最后一帧画面发生在半空，露丝·西蒙斯所塑造的橡皮泥雕像伴随着嘲笑声，在空中一圈圈地向上升起，某个坏男生正准备挥动手杖，这个画面以特写、定格的视角揭示这个橡皮泥雕像的真正形态其实是一个人。露丝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给它捏了四条腿，而不是两条腿，尽管人的特征很粗糙。她所创作的这个形象就像希腊神话或《莫罗博士岛》中有点像恶魔或超自然的形象。在叙述中导入的这个细节我不记得了，虽然我对这个细节本身记得很清楚。我也记不清这样的状态在公民教育课的教室里维持了多久，约翰逊先生在极端状态下，两只手臂向外伸向黑板（你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中突然回过神来看周围实际发生的事情时，这种感觉有点像午后时分从电影院出来，阳光和街上的活动所带来的几乎让你昏厥的感官压迫），看起来似乎同时受到了电击且被恶魔附了身（没有什么可以形容他脸上的改变，其表情既痛苦又有骇人的欣喜，或者说像是这两种不同的表情在他那张竖起来的脸上迅速交替着，以至于在认知中，它们交织在一起），并发出了某种声音。前排的阿希恩和埃尔斯伯格等人说，约翰逊先生的头上、脖子上、手腕上和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起来都似乎直直竖了起来。教室里的孩子正襟危坐着，许多人的眼睛纯粹因为恐惧而鼓了出来，像卡通人物的双眼一样在脑袋上转来转去。就在这一场景中，克里斯·德马泰在他那一排的后面，小声地哀嚎了一声，并醒了过来——他在学校昏然大睡时，有时也会像这样醒过来。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印象中，正是因为克里斯心不在焉地喊着醒了，才让班上其他学生突然惊声尖叫起来，随后从课桌上站起身，歇斯底里地蜂拥逃出课堂（此情此景更像是两支剑拔弩张的军队，架好了枪，相对而立，不知哪一方的士兵突然开了火，从而突然触发了一场战斗），菲利普·芬克尔佩尔的呕吐物一串串、一团团地挂在他那张用螺栓固定的桌子边缘，但让我注意力从那番景象上转移开的却是班上学生突然同时动起来，因为除了克里斯·德马泰、弗兰克·考德威尔、曼蒂·布莱姆和我之外，所有学生都开始往教室门跑去，可惜门是关着的，而在艾米莉·安·巴尔和跑得飞快的雷蒙德·吉利斯（一个黑人）身后的大批孩子，以及其他最先到达门口、歇斯底里地抓着门把手的孩子们，把第一波往外冲的孩子们活生生赶进了门里。以至于有人的脸或头撞在门上厚厚的磨砂玻璃上，发出可怕的撞击声。而且，由于门（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教室门一样）是向内打开的，而且挡在门前，惊慌失措的孩子越来越多，过了很久门才被一个够壮的孩子强行打开——事后想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格雷戈里·奥姆克，他十岁时体重就已超过一百磅[20]，脖子和肩膀一样宽，他后来也去海外服役了。不过我并没亲眼看见奥姆克这么做，而是注意到那股拉开门的蛮荒之力，这股力在门被强行打开时，门边甚至刮伤了几个孩子，并使人群中斯韦林根姐妹中身形高大的那个失去了平衡，继而消失在人群中，估计在随后的逃亡中会遭受严重踩踏。就在孩子们尖叫着在走廊上向北退去时，门在气动铰链上缓缓关上，一双不知是谁的手迅速抓住扬·斯韦林根的脚踝，将她从教室里拉出来，她面朝下滑倒在方格地砖上，一动也不动，也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地板上留下了一长串的血迹，这片血迹要么是她自己的，要么就是别人因为其他的事故而留下的。斯韦林根两姐妹都喜欢玩她们那长长的辫子，甚至在分神或紧张的时候还会去啃。她们的辫子拖在身后，被慢慢关上的门的缝隙夹住了几英寸。
在后来的讨论中，还有人提到在大逃亡时弗兰克·考德威尔因为恐惧而呼吸急促，并暂时失去了意识。在“不知情的四人质”中，只有我们三个被学校管理部门认定为有缺陷或行动迟缓。弗兰克从来没有对媒体的错误提过抗议，这证明他对自己的恐惧一定也深感尴尬。
至于我自己，我大概在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有关成人世界的噩梦了。即使在那时，我就知道，这些梦涉及我父亲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下班回家时的样子。他总是在5：42到5：45之间到家，通常是我第一个看见他从前门进来的。所发生的一切几乎像是经过动作设计的例行公事。他走进来，转过身，把身后的门关上。他脱下帽子和外套，把外套挂在门厅的壁橱里。他用两根手指捏松领带，把《电讯报》上的绿色橡皮筋取下来，随后走进客厅，跟我哥哥打招呼，然后拿着报纸坐下来，等妈妈给他端一杯苏打水。噩梦总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明亮的房间里，以一排排桌旁的广角视角展开。这些课桌像R.B.海耶斯小学的课桌一样，一列列、一排排精确地排列着，但这些课桌更像是教室前供老师使用的灰色大钢桌，只是数量很多很多，可能超过一百张。每张课桌都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我不记得房间里有没有窗户。有些人比较年长，他们显然都是成年人——都是买了车险的有车人士，饭前看报纸时会用高脚杯喝酒。噩梦里的房间至少有一个足球场或插着国旗的橄榄球场那么大；四周阒然无声，每面墙都有一面大钟。房间敞亮。在门厅里，父亲从前门转过身，举起左手摘掉帽子时，他的眼睛黯淡无光，看不到任何与他身份相关的东西。他善良、正派、相貌平平。他的声音低沉，但不浑厚。他说话温和，自带幽默感，这使得他天生的矜持不至于不近人情抑或冷漠。即使在我哥哥和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们，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表明，我们对他的重要，超过了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对父亲的意义（过了好多年，我才真正了解母亲对他的看法）。门厅正对着客厅，那里有架钢琴。那时我常在钢琴下面，就在可以踢到我哥哥的距离外，看书或者玩卡车，而哥哥则在练习卡农。我经常第一个听到父亲在前门转动钥匙。只需走四步，穿着袜子再在门厅里溜一段，就能抢先看到他从户外走进来。我记得门厅昏暗寒冷，还有衣柜的气味，大半衣柜里都是我妈妈的各式外套和配套的手套。前门很重，很难开合，好像门厅被施压了一般。门中有个菱形小窗，不过后来，在我个子还没长高到足以看清窗外之前，我们就搬走了。他必须侧身进门，才能使门全部关上。直到他转身摘下帽子和大衣后，我才能看清他的脸，但我记得他进门时肩膀的角度，和他眼睛的角度一样。我现在无法说明这角度有什么特别，也很肯定当时的我无法说清，但我知道这是噩梦的重要信息。周末休息时，他的脸根本不是这样。事后想来，我才相信这些梦是关于成人世界的。当时，我只知道它们的恐怖——他们抱怨晚上让我躺下睡觉有多困难，多半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梦。黄昏也不会一直总在5点42分降临，不过在我记忆里就是这样，他进门时带进的户外涌动着的空气是那么冷，另外还有烧焦的树叶的气味，以及暮色下街道的悲伤味道。那时所有房子都成了同样的颜色，所有门廊的灯都亮了起来，就像对抗某些无名之物的堡垒。他从门口转过来时，眼神并没有吓到我，但这种感觉却让我害怕。通常，我手里还拿着一辆玩具卡车。他的帽子放在帽架上，从肩上脱下大衣，然后将它搭在左臂，右手打开衣柜，再将大衣转移到右手上，同时左手取下左边的第三个木衣架。在这种例行动作中，有某样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投下了一些阴影，而这个部分我自己是无法进入的。当然，在海耶斯小学和河畔教堂，抑或在百无聊赖的周日下午，我就知道什么是无聊了——那种童年时坐立不安的无聊，更像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父亲晚上的样子和他工作中远为不同的、更深层次的、灵魂层面的无聊联系起来。我知道他是做保险精算的，因为在二年级，克莱莫尔夫人班上的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简短的演讲，介绍我们父亲的职业是什么。我知道保险是成年人在发生风险时申请的保障，我也知道保险里包含数字，因为我偶尔会帮父亲打开公文包，在包里可以看到保险文件。我和哥哥在车上时，会让母亲指给我们看保险公司总部所在的大楼，以及大楼外立面上父亲所在位置的小小窗口，但他这份工作实际的细节却总是很模糊。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回想起来，我怀疑我对父亲整天要做的事情都缺乏好奇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还记得某些激动人心的叙事场景，它基于“养家糊口”这个词带有竞争性的、几乎是原始的内涵，这是克莱默夫人对我们父亲的职业的笼统称呼。但我不相信我小时候就能知道，甚至说，可以想象到。在每年五十一个礼拜、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就这么整天坐在寂静的、亮着荧光灯的房间里的金属桌前，阅读表格，进行计算，并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填写下一步表格，偶尔休息，偶尔接个电话或去其他明亮、安静的房间与其他精算师开会。他所在的地方只有一个不透光的北面小窗，从那里可以看到别的灰色建筑中其他小办公室的窗户。那些噩梦栩栩如生，威慑力十足，但它们不是你哭醒后，在母亲来到身旁时，不得不向她解释梦里的内容，以便她向你保证，现实世界中绝不会有你梦到的东西的那种噩梦。我知道他喜欢在家里一直开着音乐或者热闹的广播节目，并且一直听下去，或者在吃饭前，一边听哥哥练琴，一边看《电讯报》，但我确定，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些和他整日死寂般的枯坐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母亲为他做午餐是他们婚姻契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不知道在温和的天气里，他会拿着午餐坐电梯下楼，随后坐在一个没靠背的石凳上吃。这个石凳面对一个小广场，里面种着两棵树，立着一个抽象雕像，在许多早晨，他靠户外活动的三十分钟来指引一天的生活，就如同许多远离陆地的水手靠星星来导航一样。我父亲在我十六岁时死于冠心病，我承认，尽管惊吓和失落在所难免，但比起事后我所知道的他生前的故事来说，他的去世并不那么难以承受。比如，对我母亲来说，我父亲的埋葬地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视线里要有几棵树；考虑到墓地的送葬工作和殡葬合同的细节，这对处在困难时期的我们来说，平添了很大的麻烦和费用。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在了解到他平日的生活，以及他吃午饭时坐的长椅时，我和哥哥才明白他那样做是为了什么。在米兰达的建议下，有一年春天我特意去了他那块有草、有树的小广场。那片区域被改造成留有大块闲置区域的市中心公园，这种公园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哥伦布市重建计划催生的典型产物，那里不再有草地或山毛榉树，而成了一个小型的现代儿童游乐园。地上用木屑代替了沙子，还有一个完全由回收轮胎制成的攀爬区。此外，那里有一个秋千架，坐在那里的时间里，两个空秋千座在风中以不同的速度来回移动。在我刚步入成年的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会想象父亲年复一年地坐在长椅上，咀嚼着食物，看着像是切割出来的方块草坪，他总能在不把手表拿出来的情况下，清楚知道还剩下多少吃午饭的时间。更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试图想象他坐在那里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也许在想我们，想回家时看到我们的脸色，或者在晚上洗完澡后，进来亲吻我们头顶时闻到的我们的味道——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内心生活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就算他还活着，我仍然对此一无所知。抑或说，试图（米兰达觉得这是最悲伤的）想象他可能会用什么词来向我母亲描述他的工作、这片广场，以及那两棵树。我很了解我的父亲，知道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确信他从来没有坐在或躺在她的身边，直截了当地谈论在长椅上吃的午餐，也不会说起在秋天会引来成群的迁徙椋鸟的那两棵病恹恹的树，这些椋鸟集体出现时，更像蜜蜂而不是鸟类，它们蜂拥而至，重重地压在榆树或沙棘树的枝条上，叽叽喳喳惹人烦后，再次结群飞向高空，像一只弯曲的大手般在市中心的天空伸开再收紧。于是，她试着去想象他的评论、态度和一些微不足道、亦真亦假的逸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足以让她明白，她随后会千方百计地回到他的墓地，把它搬到离前门更近的那块价格更高并种着小小青松的区域。这算不上真正的噩梦，但也不是白日梦或幻想。它是我躺在床上开始入睡时出现的，但只是一部分——也就是飘然入眠的那一部分，不管你一直追寻什么样的思路，其边缘都开始变得超现实起来，然后在某些时候，思路本身被图像、具体的画面和场景所取代。渐渐地，你会从单纯思考某事，转移到对它的仿真体验中，展开一个包含你在内的故事或世界，尽管同时你足够清醒，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辨别出你正在体验的东西并非现实，而是梦境的某个边缘。即使是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当抽象思维变成实际的图画和微电影时，我仍然会有意识地认识到，我开始睡着了，这些图画和电影的逻辑，与联想总有巨大的偏差——然而，我总会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种不合逻辑感，以及我对它的反应。梦里是一个大房间，满屋子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他们坐在一排灰色的大办公桌前，弯腰向前，看着桌上的文件，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在长长的高流明荧光灯下的房间里。这些人的脸浮肿着，因成人的紧张和沧桑而起了皱纹，略微松垮地挂着，就像一个人似看非看地盯着某样东西看时，他的脸会变得瘫软、松垮一样。我承认，我永远也无法表达出，这幅在明亮的、完全沉默的房间里，满屋子的人都沉浸在死板的工作中的画面有多么恐怖。这是一场噩梦，它的恐怖不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心里对眼前的东西产生的感觉。有些人戴着眼镜，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有的人头发灰白或稀疏，或者有着我父亲和杰拉尔德叔叔都有的那种大而黑、纹理复杂的眼袋。有些年轻人的翻领比较宽，但大多数人没有翻领。梦境广角镜头的恐怖之处在于，房间里的人既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又是一大群匿名群体。房间里至少有二三十排座位，每排又有十几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上都有记事本和台灯，还有装着文件的文件夹，每张桌子后的直背椅上都坐着一个人，每个人的领带样式或花纹都细微不同，而他本人的坐姿、手臂摆放的位置，外加头偏向一边的方式也略有不同。有的人在下巴或前额或领带的褶皱处摸索着，有的在拇指指甲周围咬死皮，有的用铅笔上的橡皮或钢笔的金属帽，沿着下嘴唇划动。你可以看到，这些特殊的坐姿，以及那些微小的、心不在焉的习惯，都是在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天这样坐着处理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偶尔才会有目的地移动一下，翻开一页订好的资料，或者把文件夹左边的散页移到右边，抑或合上文件夹，把它滑到几寸之外，然后把另一个文件夹拉到自己面前，打开它，低头凝视，仿佛他们在某个可怕的高度，而文件就是远处的地面。不知何故，这些人的表情既麻木又焦虑，既无力又紧张——与其说是抵抗不安的冲动，不如说是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希望或期待，这只会带来不安。几张椅子的座位部分，铺着灯芯绒或哔叽制成的垫子，其中有一两个颜色鲜艳，流苏镶边，看得出是由爱人手工制作，并作为礼物赠送的，也许是生日礼物，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细节是最糟糕的。梦中的明亮房间就是死亡，我能感觉到——但如果我因害怕而大叫，母亲急忙走进来，而你是无法向母亲表达或解释这种感觉的。而我试图告诉父亲这个梦的想法——甚至后来，在它像阅读问题一样突然消失之后——是不可想象的。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感觉，就像来到蒂娜姨妈那里——我母亲的一个姐妹，她除了要承受其他重负之外，还患有先天性的肺部疾病，出生时还患有腭裂，手术也没能帮上什么忙——指着她的腭裂，问她什么感觉，以及这种病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那一刻，连望向她的双眼都是不可想象的。总体的感觉是，这些无色、空洞、长期受难的面孔，就是某种死亡的面孔，在我死之前，早已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当真正的睡眠降临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梦，而我失去了旁观的视角，而是身临其中——透视的镜头突然拉了回来，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成了那群灰脸人中的一员，他们闷声咳嗽，用舌头舔着牙齿，把文件的边缘折成复杂的手风琴般的褶皱，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抚平，随后再把它们放进指定的文件夹里。而梦境视角的视野慢慢往里收，直到视野中以我为主，并以特写的方式呈现，而其他几张办公桌旁的人的脸和上半身框住了我，此外还有几张照片的相框背面，以及放在办公桌两边的计算机和电话（我坐的椅子上也放着一个手工坐垫）。现在回忆起来，在梦里，我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真实的自己。我的头发很少，我所做的只是用沾湿的梳子仔细梳理两边的头发，留着小范迪克胡或山羊胡，我的脸在桌面上专注地向下倾斜着，看起来就像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用力压着什么不易弯曲的东西一样。而在间歇期的某个时刻，在取下回形针或打开办公桌抽屉的过程中（没有声音），我抬起头来，对着梦境的视角镜头，回视自己，但脸上没有任何可识别的痕迹，也没有快乐、惊恐、绝望或感动的神情——这双眼单调但不透明，而只有我的眼睛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是一张非常古老的你的相片，你处在一个背景处，你对此毫无记忆，但那就是你——而在梦境中，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你不可能知道成年的我在看什么、我会有什么反应，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眼神里到底有什么。
再后来，在我们这些所谓“不知情四人质”当中，还有一个共有的、一致的不适感，它涉及反复出现的祈使句中的“他们”这个词。约翰逊先生一开始将这个词插在其他字当中，到最后则用这个词把黑板上的板书抹去，让这些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在整个事件及其造成的后续事件中，每个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黑板上的“他们”指的是他的代课学生，而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个词，是约翰逊先生心里的骚动在劝诱他大肆屠杀我们。据我回忆，是我哥哥（当时，他受到富兰克林郡普通民事法庭的默许，入伍参了军，并与特伦斯·维兰在同一团服役，三年后特伦斯成了该团的佼佼者）首先提出这些祈使句或许根本不是指我们，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约翰逊先生心烦意乱的那部分心理是在劝导我们，而“他们”指的是所有其他类型的人和团队。只不过“他们”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就众说纷纭了——我哥哥在信中说，那个去世的代课老师已不可能解释清楚了。
我对罗斯曼夫人的教室只有一般的印象性记忆，即使在经历大规模逃亡、几乎空无一人的情况下，教室也没有显得那么大。教室里有三十或三十二张朝向正北面的课桌，北面墙上是块黑板，上面有参差不齐的二百一十二个重叠在一起的“杀了他们”和这句话的零碎部分。还有就是老师指定的课桌，以及放在黑板西边的一个灰色铁柜，柜子里面放着美术用品和与公民教育课有关的音像教具。东面的墙，有一部分由两扇长方形的大窗组成，每扇窗的下半部配有沿着窗沿的铰链，天气好时，窗户可稍微向外敞开一点。在没有任何画面的情况下，铁丝网使窗户具有习以为常的品质，并促成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此外，还有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美国总统画像，它们放在窗户的上窗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附近。天花板本身是由九十六块单调的吊顶白色石棉瓦组成，外加南面十二块零碎瓦片（瓦片的尺寸并没有按照教室的长度平均铺设，我估计约有二十五英尺）。在天花板下大约一英尺的地方，悬挂着两排长长的荧光灯，它们由支柱支撑着，我想这些支柱一定是固定在金属格栅上的，而这些金属格栅正好是吊顶瓦片所在的地方。那个时代的隔音砖都是石棉瓦做的。内墙的成分似乎是涂了好几层油漆的煤渣砖（可能覆盖着四层多的油漆，这样煤渣砖下面凹凸不平的质地就非常平滑和隐蔽了），其颜色在教室里是令人作呕的绿，在走廊里则是一种乳白色或灰色。瓷砖地面的花纹也是一种不规则的灰绿相间的棋盘，虽然绿色的深浅或色调有些许不同，不知道是为了配合墙面这样选择，还是巧合。我不知道海耶斯小学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也不知是出于何种契机——然而，在卡特和罗兹政府执政期间，它曾被夷为平地，随后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幢新的、据说更节能的建筑。在公民教育课教室的南墙上（因为学生课桌的朝向问题，所以这里除了老师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挂着教室的时钟、搭配的上课铃，以及公共广播喇叭，喇叭箱体是木制的，表面覆盖着似乎是某种合成的麻布，并与校长办公室的公共广播系统相连。
教室最西边的墙壁——摆放着未用过的衣钩，就在不久前，所有惊恐的学生都靠着这面墙，互相攀爬着逃离房间，约翰逊先生呆呆地站在那里，伸出尖尖的、像一把玩具剑一样的粉笔——也出现在了梦中，它面向后方，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柜子，里面放着备用或损坏的诸如《从大海到闪亮的海》之类的课本……各种测试表格和用品、图画纸和一大罐钝剪刀、两大盒有关政府和法律制度的幻灯胶片、几顶白色的羊毛假发、深红色或紫红色的天鹅绒背心，其白色的皱边胸针牢牢地钉在衣襟上。此外，还有一顶炉管帽、一副无绳眼镜、一张可折叠的轮椅和长长的烟嘴，以及十多面手持式小美国国旗（这些国旗已经过时，因为它们的角落里只有四十九颗星），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每年二月由罗斯曼夫人组织并导演的“总统日演出”中使用的。上个月克里斯·德马泰扮演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而罗斯曼夫人感到身体不适，晕倒了，不得不坐在体育馆舞台上的小台阶下指挥整个演出。在这场演出中，我扮演了双重角色：在托马斯·杰斐逊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我都扮演了一个在观众席里挥舞旗帜的民主党支持者，此外，又扮演了雷雨中的雷声，其中菲利普·芬克尔佩尔饰演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拿着一个图画纸做的风筝，上面有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把大大的万能钥匙，而我和雷蒙德·吉利斯就站在幕后台下，手拿一大块锋利边缘上有绿色毛毡的工业铁皮，用抖毯子的动作来回抖动着，由此制造出雷声。与此同时，露丝·西蒙斯和尤兰达·马尔多纳多在成人的监督下，站在一排舞台彩灯上方的狭窄通道上，将蓝白相间的图画纸做的闪电投下来，这是我们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用尺子描出折痕并裁剪出来的。我的父亲为了来观看演出，获准提前下班，尽管母亲又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和他一起前来，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很开心地为她讲述了演出的一切，我们说起特伦斯·维兰戴着炉管帽，留着毛胡子，已经把葛底斯堡演讲背得滚瓜烂熟，与此同时，他粘的长胡子脱落了，开始越滑越往下，直到胡子完全掉在地上，并在十六面猛烈挥舞的小旗子所荡起的微风中摆动，而克里斯·德马泰却忘记了（或者如他所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记）大部分台词，只能高抬下颚，空烟嘴越推越远，一遍遍重复：“恐惧本身，恐惧本身。”（我父亲说，他重复了几十遍。）同时，舞台的背光在他身后亮起，格雷戈里·奥姆克和其他几个男孩，从他们父亲那里要来了头盔和车牌，正拿着扫帚和铝箔纸做的刺刀（勒维林还带了一把手枪，结果这把手枪被发现是真的，尽管他声称撞针已经被拔掉了，但事后还是惹了麻烦，他的父亲不得不来到学校与罗斯曼夫人谈话）对着纸糊的硫磺岛堡垒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