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6年底，我刚出狱，母亲赢得了一笔小额的产品责任赔偿金，并用这笔钱立刻去做了眼部周围的鱼尾纹修复手术。然而，整容医生弄得一团糟，不知对她的脸部肌肉结构做了什么，导致她的脸始终处于一种神经质的惊恐状。毫无疑问，你肯定知道一个人在尖叫前的一瞬间，脸上会挂着怎样的表情。母亲现在就是那副样子。原来，在一场整容手术中，刀口只需这样那样地滑落，你的样子就会变成像希区柯克电影里那个洗澡的人一样。后来她又去做了多次整容手术，企图将它修复过来。但是，第二个手术医生也弄得一团糟，把她脸上的惊恐状弄得更严重了。这一次嘴部周围的情况尤为恶劣。她要求我对她实话实说，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她的鱼尾纹确实已经修复好了，但现在这张脸就是一张固定的面具，透露着神经质的恐怖。现在的她看起来更像是1935年那部经典电影《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中，艾尔莎·兰切斯特第一次看到她未来伴侣时的样子。现在经过第二次失败的手术后，即便给她戴上墨镜也于事无补了。因为现在还出现了嘴巴开裂、下颌骨胀大、肌腱突出等问题。所以，现在她又卷入了另一场官司，我会护送她定期坐公交车去选定的律师办公室。我们坐在公交车前部两个较长座位中的一个上，这排座位是靠向侧边，而非朝向正面排列的。我们通过试验性的方式了解到，我俩不能坐在较常规的朝正面的座位后面，因为某些乘客上车时要是看到我们，还是会有所反应。当他们沿着过道，开始朝一个座位走去时，会做出一个像是条件反射的动作，亦即，从狭窄的一排座位上短暂扫视面向他们的面孔，就会突然看到母亲那张肿大的、无声尖叫的脸，正以机械的恐惧注视着他们。而在我努力研究这个问题，并逐渐得出呈直角排列的座位更切实可行之前，也曾看到过零星几次类似这样的事例和互动。没有什么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上车时要扫视别人的脸庞，虽然据传闻所说，这样做似乎是全物种的一种防御性反射行为。就算她想不那么显眼，但身边也还坐着我这样一个人，我也不是一个好的样本[5]，因为我的头在人群的其他样本中“一览众山小”。从体型上来说，我是一个大型样本，而且有独特的色泽，光看我的样子，你永远不会想到我竟然还是个喜欢勤奋钻研的人。另外，我还戴着田野工作时戴的护目镜和特制手套，虽然调查至今没有结果，但远远不可能在公共汽车上找到标本。不，这并不是说，好像我把这些主动说出来，就可以和她一起享受乘车旅程了，而与此同时，她则在使出浑身解数，努力不让固定表情的窘状看起来更加吓人。又或者说，我就可以真心实意地期待坐在可能的接待区里，每周读两次《路透社通讯》了。我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学习，以此来消磨时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缓刑条款中包含母亲作为我的监护人须需承担责任的宣誓声明。然而，只要有谁观察过第二次手术以来我生活的全部现实，恐怕都会同意现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因为，由于母亲意志消沉并害怕别人对她面容做出的反应，所以她完全不能离开家，只有在我的陪伴和保护下才能经过漫长的旅途，去回应律师花言巧语叫她去办公室的传唤。而且，我一直不喜欢阳光直射，很容易被灼伤。这一次，律师觉得要是能把母亲弄到法庭上，让陪审团亲眼看看整容医生因疏忽而造成的后果，他就能嗅到意外获利的味道。自打本人犯案以来，我也随时带着一个公文包。现今，人们会把公文包视为具有警示意味的配件，用它可以警告潜在的掠夺者。自从最初那起医疗事故之后，我已经从根本上对母亲固定的恐怖表情免疫了，但即使如此，只要有人在看到我们之后，还是会做出一些反应，而我也还是会被搞得有些不舒服，这一点还需要适应。公交车的圆形方向盘不仅大，而且嵌入的角度比我见过的任何出租车、私家车或警车的方向盘都要平，而当司机转动方向盘时，全身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就像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挥舞手臂把桌子上的东西一股脑扫落一地一样。公交车前部有一些立得很直的座椅，它构成了观看司机与公交车搏斗的有利位置。我对这个男孩并没有任何冒犯之意。在任何州、县或地方的法令中，都没有任何条文限制你去研究任何一个样本，也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如果你培养起的此类研究的样本超过了一定的数量，会对整个社区造成什么危害。如果约见安排在上午，司机有时会在自动投币箱或代币箱旁的架子上放一份叠好的报纸，他在遇到红灯、车辆怠速时，会细读这份报纸，虽然如此，但他每天也看不了多少东西。那个男孩才只有九岁[6]，这一点被人反复强调，好像他的年龄无论如何都可以加强对我过失的所有指控。他是个常见的亚洲样本，不仅腹部有一个起警示作用的标记，而且背部还有一条垂直的红线，这使得他获得了一个带有本土色彩的名字：“背部红线”。标准化测试已经证实，我既有专研的癖好，学习时的记忆力也很出色，这一点她是无法否认的。我已经逐渐得出了这样的推测：司机会先精读一会儿报纸，随后等到绿灯亮起，他会不情愿地把它重新叠好，放进储物箱里，以此表明他虽不喜欢这份拿薪水的工作，但也已经麻木了，而法院指定的心理学家可能会将报纸诊断为“求救的信号”。我们现在通常会习惯性地坐在与车门同一侧的横排座位上，这最大限度减少了有人上车后会猛然正面看到她表情的可能。这也是靠经验学到的教训。唯一轻松的插曲是，在第一次手术做完拆掉绷带后，他们把镜子拿给她，而后大家一开始无法确定她脸上的表情是对镜子里看到的东西所做出的反应，还是这个表情本身就是她看到的东西，由此激起了骚动。母亲自己是个心地正派的女性样本，只是有点虚荣、苦闷和胆小。但实话实说，她在人类智力发展的道路上，称不上是什么巨人，她自己起初也无法确定神经质的恐怖表情是她的反应，还是她受到了刺激。如果是她的反应，那么镜子里有什么东西会让她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还是说这种反应本身就是一种表情？这在他们给她注射镇静剂之前，造成了无尽的困扰。外科医生脸朝里对着墙，这种反应说明，是的，手术的结果存在一些客观问题。我们坐公交车是因为我们没有车，新律师说他现在会尽量补救这个情况。为防止事态蔓延，整件事先是被小心翼翼地控制，随后就被屏蔽了，就连州政府也承认，如果他不是在别人的车库顶上瞎晃悠的话，就怎么也不可能与它们接触到。这也是在缓刑条款中被考虑进的一个因素。起初，在公交车里还可以看到，当乘客不经意间瞥见母亲脸上的表情时，都会条件反射地转身向车窗外看去，因为他们觉得母亲似乎是对车窗外的什么人做出了这样的反应。她对节肢门动物的恐惧由来已久，这也是为什么她从不会冒险去车库，并且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她会主张“不知情，可免责”[7]。讽刺的是，从这以后，她就一直喷“雷某”牌[8]的喷雾剂，尽管我一再建议她说，这些样本对菊酯和反式-d丙烯菊酯有长期的抗药性。这两种物质是“雷某”牌喷雾剂的有效成分。让寡妇蛛咬伤可不妙，因为它有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以至于一位医生在1935年发表评论说，鉴于无痛叮咬的平甲蛛或毒隐蛛只会导致皮肤坏死和严重的叮咬区域脱皮，我不记得在其他任何的医疗或手术中看到过比这更不幸的痛苦。然而，隐蛛会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这是黑寡妇蜘蛛所不具备的，除非它受到强烈的惊扰。而那个九岁的小男孩就是惊扰到了它们。公交车内部铺着肉色的塑料板，窗户上方排列着法律和医疗服务的促销广告。很多是标准的西班牙语。通风情况要视车内乘客的容量标准而变化。她的恐惧变得如此极端，以至于会在针织袋中放一罐喷雾剂，我在出门前，总能找到它，并坚定地说，别带了，她才不会带。有这么一两个轻松时刻，想起来令我感到后悔，因为我也曾开玩笑说，索性一直坐公交车到斯蒂迪奥城和市郊算了，这样母亲就可以作为临时演员，去现在正在拍摄的很多电影试镜，在这些电影中，一大群临时演员会有偿对某个特效做出向上看的恐怖表情，而这种特效只会在后期，通过电脑辅助设计，插入电影中去。这一点我由衷地感到抱歉，毕竟我是她仅有的靠山。然而，在我看来，若一个长达二十年的车库屋顶出现了年久失修的地方，就等于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和关心，这样说是很牵强的。然而，希区柯克和其他经典电影只用了原始的特效，但效果却更加恐怖。别扯什么那个男孩虽然擅闯民宅，但总归在那里什么事儿也没干。口供就是这么说的。别扯什么没有想到，一个擅闯者会从车库屋顶的一部分进了屋，并大规模地砸坏了合成的昂贵钢化玻璃容器组，还压碎或以其他方式惊扰了大量的样本，随后由于这次事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器皿被打开，样本渗透到了周围的街区里，这等同于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这就是我喜欢经典恐怖老电影的理由。我拒绝将公文包放在座位下，在频繁的乘车过程中，我一直将它放在腿上。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的立场自然对孩子和他家人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但是发生的一切所带来的不幸，并不能成为歇斯底里或任何形式的子虚乌有的控告的理由。高素质的律师本可以将这一推理转化为有效的法律语言，在法律案情简介和非公开的辩论中使用。但现实是，事实证明如果你是一个侵犯者，律师就会蜂拥而至，但如果你只是一个猎物，他们就不闻不问了，他们都是寄生虫，白天的电视上充斥着他们的广告，怂恿观众伺机发动攻击，按百分比收钱，如果你是个侵犯者，他们就不收取任何费用！在母亲最初那次责任事故之后，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寄生虫就从木制品之后爬了出来。客观来说，甚至没有人知道寡妇蛛的神经毒素是如何发挥作用，从而让大型哺乳动物产生如此凄惨的痛苦和折磨。这种独特而又普通的物种所具有的毒液远远超过了制服猎物的要求，科学界也很困惑，不懂这在进化上有什么优势。科学界常常被发光的黑寡妇蛛和长相比较普通的隐蛛搞得一头雾水。再加上那些说自己会真正踏入壕沟的泥土里，为你打抱不平的人，其实都是一些流氓。比如，母亲排队想要拜望的那位名叫范·奈斯的所谓医疗过失案专家。从另一个语境来看，这种歇斯底里几乎可以算是幽默的，因为在任何像我们周边街区这般不整洁的郊区里，所有杂乱破旧的房屋都自然地被它们大举入侵。杂乱无章之地，有大量棚屋，那里是它们的地盘。在地下室的角落、棚屋的架子下面、车库和衣柜里、大型电器后面，以及无数被丢弃的垃圾和不整洁的杂草缝隙里，都能找到大小不一、攻击性很强的样本。寡妇蛛尤其喜欢在光线不足的直角处结网。例如在夏季，大多数建筑的阴面，屋檐下就排列着很多直角。如果你知道该要去找什么的话，透明的护目镜和乳胶手套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淋浴间的直角角落里，哪怕只要区区几个小时不见光，也可以爬满蜘蛛。寡妇蛛长久以来都被视作勤劳的编织者。或者，在运行着的公交车外，它们天真地站在棕榈树的树荫下等待它们的公交车，有人会忍不住想透过窗户，朝它们大喊：“哪天租个梯子，仔细检查那些叶子下面！”一旦知道要寻找什么，以此为条件，常常可以看到它们一览无余地隐藏在各个地方。耐心是另一种品质。这片栖息地和更远的内陆地区都包含了更具异国情调的红寡妇蛛品种，它们腹部沙漏状的地方是棕色或褐色的，在更远的内陆沙漠，还有这个半球里较小的棕色或灰色物种，它们喜欢干旱气候。然而，红寡妇蛛与常见的居家黑色品种相比，缺乏迷人光泽，更多显现的是一种暗淡或暗哑的红色，它们是罕见的，并且这两个样本都在那起事故中逃脱了，此后再也没有被捕获过。在这里，就像在节肢动物领域里一样，雌性常常占据主导。说实话，母亲的痛苦和折磨在最初的产品责任索赔中显得有些夸大了，实际上她咳嗽的次数，比她自证时说的要少很多。然而血浓于水，我没法否定她。她坐在家里，戴着墨镜，一如既往地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监控我，嘴巴时不时不自觉地动几下。不过，从科学上讲，大型哺乳动物需吸入大量的反式-d丙烯菊酯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这正如预料的那样，确实影响了她解决问题时的谦逊态度。无论从哪种方式来看，真相的差别都在毫厘之间，无非是费雯·丽年轻时优雅的双眼和她在1960年那部经典电影的洗浴场景中长期保持的表情之间的区别。公文包在每个角落被选定的微小的地方充了气，里面遍布着一共2.5组、每组12个的聚苯乙烯做的楔子，这些楔子可以保护包内物品不受碰撞或损伤。她遇到的新案件，其复杂性恰恰在于该如何在最初的外科医生和第二个外科医生之间分配责任来索赔。最初的外科医生的疏忽给了她惊恐的眼睛和额头，而第二个外科医生那无情的屠戮，给她留下了一个固定的面具，上面写满了疯狂的痛苦和惊恐，现在幸运的是，只当有人在她斜对面时，才可能引起恐慌。这一排位置就在司机后面。因为母亲坐在这里唯一暴露的不利因素在于，对面座位上随便什么人都会在整个旅程中，获得正面凝视我们的有利位置。而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里，如果受环境条件或本能脾气的影响，这些样本会假定刺激她做出如此表情的因素是我。就我的体型和明显特征而言，他们会认为是我绑架了这个被吓坏了的中年女性，或者以某种带有威胁性质的方式在对她说：“妈妈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你们为什么不放过这位女士呢？”她在面对他们的反应时，低下头去，聚精会神地织着围巾，而我渐渐形成的反应是：平静地微笑，并疑惑不解地举起我的手套，仿佛在说：“为什么就有人确定，每个人都会长着像他们那样的脸呢？我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好不好！”她最初的那起责任事故是这样的：一个装配厂的工人居然把喷雾剂的喷头装在了朝后的位置上，由此，我提交了一个明确的案例，表明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义务。和解协议的第五个条件是，在这次责任诉讼中，无论如何也不要提起那个普通家用喷雾剂的商品名称，我出于对她的考虑，决定遵守这一条件，法律就是法律。出于性交的需要，我一直在与某人约会，但化学反应始终不够，母亲在心里有一种抑郁的愤世嫉俗，把整套为了性交的仪式视为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最近，当公交车穿过胜利大道时，我低头查看地形，意外地看到从车厢角落的一个通风孔中伸出了一条长着黑色关节的前腿的细长尖端，它正在轻微地移动，并拥有与其他标本相同的发亮色泽，以探索的方式正在试探性地移动。在公文包侧面更倾向于无机物的那种黑色的衬托下，就看不见这条腿了。母亲没有看到，我必须轻松地承认，一旦你习惯了她那张一成不变的脸，她对此做出反应时所流露出的表情也就一点也不会变了。即使我在腿上把整个箱子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在中间的过道上全部倾倒出来，任由它们肆意扩散出去，渗透到车厢各个角落，也只有在遇见对面座位上某个流氓二人组或敌对生物体时，才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他们对母亲的反应可能会是咄咄逼人的挑衅凝视，或者充满敌意地来一句：“你他妈在看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她具有警示作用的附属品或护卫者，人们可以从我威武的体型和护目镜看出，在她龇牙咧嘴的表情之下，她相信我可以保护她，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