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我和霍普的继父刚打完前九洞，正准备在第十洞球座的设备里洗球，雷雨就来了，我只能在最猛烈的风雨来临之前，让他去俱乐部会所里待着，随后我把借来的车还回去，与此同时，我的继岳父擦干身子，换上衣服，打电话给他妻子说，由于我们只打了前九洞，他上午的日程又要调整了。老家伙原本想在天快亮的时候开球，然而，我觉得若无法当着霍普的面，把这场冲突中整个“一团糟”的情况摊开来讲，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何这场冲突代表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苦难。前一天晚上，当我们最终敲定明日的行程，霍普就在餐厅桌子旁，现在在俱乐部会所前厅，我在一排电话旁找到了这位退休的医学博士，他在那儿摆出一副得意扬扬的不满姿态，除了遮阳帽和鞋钉之外，他浑身上下全都换好了。他在早上7：40开车送我们去拉里坦俱乐部时也穿戴着这两样东西，那时他坚持认为我们乘坐他那辆红色萨博跑车是不明智的，因为事实上这是我的车，上面贴着“会员”停车贴纸，结果在停车时因为管理的缘故，被耽误了一会儿，这导致我们错过了计划好的“开球时间”，继而又让我们这一轮球没有打完。
然后，我们就坐在了一起，我本人和霍普的继父，就坐在俱乐部十九号洞屋里一张靠窗的桌子旁，正一边从桌上的碗里挑咸味零食吃，一边等着杰克·博根的小女儿把“父亲”（这是霍普，以及她所有亲的或继的兄弟姐妹及各自配偶对他的称呼，尽管我本人的亲生父亲在威尔克斯巴雷，而且在真要称呼他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尽量避免直接称呼他为西普博士）点的生啤拿过来。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特意把“费根斯潘生啤”亲切地称为“纽瓦克的骄傲”，因此，我不得不向奥黛丽·博根解释这个俚语的由来，而“父亲”则看了看他的德国腕表，随后把它放在一只耳朵上听，担心它因为暴雨受潮不灵了，并再次提到了腕表的零售价。倾盆大雨打在十九号洞屋的大飘窗上，雨水以错综复杂交叠在一起的发亮薄片状，顺着铅制窗格流下，玻璃和帆布雨篷上的声音很像机械化或自动化的洗车声。而且，再加上一切精致的进口木材、昏暗灯光、饮料气味、须后水、发油、上等进口烟草、男人潮湿的运动服，十九号洞屋给人一种温暖、温馨、舒适，但也有些过于拘谨的感觉，与一个有地位的成年人养尊处优之地也没什么不同。大约就在此时，又一波迷失之感，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我近七个月的严重失眠导致的被扭曲或“被阉割了”的感官知觉再次袭来，就像发生在第四球道上、带来尴尬结果的那件事一样，其症状和感觉几乎无法描述，或许只能这样说，当类似这种时刻到来时，它们与一场脑地震或“海啸”并无二致，就像在情绪压力和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激发出用来对抗上述情况的“神经抗议”或“神经反叛”一样。此时此刻，十九号洞屋里的所有东西，其各自的色彩似乎突然不受控制地变亮了，并且还变得过于饱和，视觉环境出现了微弱的脉冲或悸动，悖论是，那些单个物体不仅退缩了，遥远了，同时还进入一个不自然的视觉焦点，并且在配置和排列上变得非常非常精准，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油画中的场景（霍普和她的继妹梅雷迪思曾经一起在科尔茨内克共同经营过一家画廊）不无相似之处。例如，拉里坦俱乐部独特的徽章和座右铭，不仅退缩了，而且拼命聚焦在洞屋对面的墙壁上那条塞满填充物的海鲢鱼下面，这条鱼从视觉上看显得非常小，但每一片相叠的鳞片都被勾勒出来，或是用一种所谓“照片现实主义”的手法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这其中还有一种日常的头晕和恶心感。当“父亲”翻着零食碗里的食物挑挑拣拣时，我抓着小枫木桌带树节或倾斜的一面，露出痛苦的表情。就在这时，我试图鼓起某种“男性”或“家族”的自信，向西普医生（西普是我妻子的本名或“娘家”名）发起了谈话，期间我提起我和霍普之间因为我所谓的“打呼噜”问题而产生的奇怪而又荒唐到令人沮丧的婚姻矛盾。
因此：“别想浪费我的时间来提这事，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与许多其他婚姻矛盾和问题相比，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和微不足道的问题。换句话说，这都是‘de minimis non curat’[79]，或者说，整件事都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霍普继父对我提出的这个敏感话题，用一个轻蔑的手势就传达了要点或“主旨”，我妻子那些一直保持联系的兄弟姐妹，以及她的长兄保罗，一个在自动化外包医疗和牙科领域的成功企业家，直到今天，当我们家人假期聚在保罗和他妻子特丽莎位于席格特的非凡度假屋时，他们还能非常怪异地模仿起这个手势。冬日的海浪冲刷着灯塔的岩石，一旦GPS信号或卫星导航够用了，灯塔就多余了，海岸警卫队就会将它关闭。在那里，所有亲的和继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家人都会穿着挪威毛衣，在海鸥的阵阵鸣叫中，带着保温的热苹果酒，聚在玄武岩上，观看猛烈拍击的海浪，以及远处快乐角渡轮的灯光沿着内岸水道向北驶向史坦顿岛，那里看上去都是铁灰色和深褐红色，而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荒凉。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做这个手势的目的，就是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白痴或无聊之人，而“父亲”对我本人以及我在整个“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从来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掩饰得很好。奥黛丽·博根，在杰克·博根的事情败露，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戏剧性地迈入不同轨道之前，我们自己的奥黛丽打小就和她要好，现在她已成了一个“未婚”妈妈，还在拉里坦俱乐部十九号洞屋里当起了全职服务员（在我们奥黛丽的同龄人圈子里，她对适婚青春期少女来说，都是个反面教材，她生的孩子显然是个不同种族的混血儿），现在，我们点的“费根斯潘”生啤被放在一个小的、橡木做的金黄色托盘上，霍普的继父行使了上了年纪的男人对年轻女人的专属特权，也就是当她放下冰镇酒杯，并表示想给我们再上一点什锦小吃时，他大胆而试探性地打量起这位年轻丰满的女服务员的脸、制服和身体。“父亲”年岁已高，身体也已衰老，换句话说，这两点使他坦率的目光——在我自己年轻时，在威尔克斯巴雷，人们将这种目光称为“把她看了个遍”——显得像孩子一样天真，并且显然几乎是“无辜的”或对年轻女性来说是无害的，而非猥琐或下流。当然，这是一种我自己也非常在意或非常清楚（或者说，缺乏的）的品质，因为，我们的奥黛丽已经进入青春期，而对于当代女孩来说，青春期似乎一直在提前，身体上“成熟”了，或者（用我妻子的话说）“饱满了”，当然，与她一起闲逛，或被她带到家里，抑或一起在六、七、八月初去海边度假或/和在内陆独木舟旅行的其他同龄人也是如此。而且，对于一些过早“成熟”或丰满性感的同龄人来说，在天然的欲望或本能的驱使下将他们视为任何成年的、精力充沛的人，以及我作为他们朋友的养父所树立起的显在社会准则，这两点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会十分尴尬或痛苦，以至于我几乎不能正眼看她们，甚至几乎不能承认她们的存在。不出意外，我的这种现象，我们家的奥黛丽甚至很少注意到，但有时却会让霍普烦恼，以至于有一次或两次，在婚姻争吵中，她会嘲笑我的痛苦困惑，会极力说明她倒是更喜欢这样——或者用她的词可能更贴切，亦即，她更“尊重”这样——如果我只是简简单单、大大方方抛媚眼或色眯眯地观瞧，也好过压抑着痛苦，时不时假惺惺地避而不看，就好像我希望当人们带着怜悯和恶心，观看我这出悲惨默剧时我这装模作样能骗过所有人的眼睛似的。由于严重的睡眠障碍，再加上与霍普的不和，以及我担任“系统监管助理”公司（该公司为大西洋中部地区中小型保险商提供外包数据和文件存储设施和系统）部门惹的麻烦，我长期的苦恼已经到了快要哭出来的地步，当然，在十九号洞屋和霍普的继父一起时，若是意外哭出来，那是无法想象的。有时在开车时，我都担心自己会突然心梗。接下来，我猜会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波波迷失的浪潮会席卷而来，涌现出那种奇怪的、静止的、致幻的图景，抑或精神中的“镜头”“场景”、海市蜃楼，又或是在飞机场、通勤铁路终点站里一排公共电话或是一片公共电话响起的“幻觉”。旅客们正匆匆从一旁走过那排电话，有的人拉着随身行李行走或疾走，而电话却一直在场景或图景的视线中心持续不断地响着，却无人接听：那一片公共电话里，其他的电话都没有响起；而在空中乘客或通勤上班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或甚至看一眼那台响着的电话，就在这个场景中，突然出现了某个极其“动人”或凄惨、绝望、忧郁，甚至可以说带着不祥之兆的东西，一阵无休止的电话铃声以及一部无人应答的公共电话，所有这些就好像无休无止，同时又发生在一瞬间，并伴随着一种不协调的藏红花的气味。
霍普的继父，一位“保诚保险公司”的——或者，它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岩石”公司——职业医疗主管，他自己的父亲在他之前显然也是干这个的。同时，作为一个在历史街区“第四区”土生土长的人，他知道“费根斯潘”生啤的原始商标叫“纽瓦克的骄傲”（或“P.O.N.”），会在不刻意间强调它，并用一种城市蓝领的方式，喝完酒后用指关节擦擦上唇，然后把手伸进背心口袋，掏出他的雪茄盒、夹子，以及他那只纤细的、现代风格的金色打火机，这是他妻子送给他的礼物（还刻了字），随后并准备开启一种仪式：准备就着生啤，抽一支昂贵的科希巴雪茄，蛮横地用手势指向吧台，要一个烟灰缸，在这个时候，我再次注意到他左手手腕和手掌上的肉是多么薄，多么苍白，多么无力，多么松软。他的耳朵向来很大很突出，正由于刚运动过而发红。当被问及这么早就抽雪茄是否是好主意时，他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我想对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提意见的话，除非他明确告诉我，并向我提出要求。西普博士将于今年7月6日年满七十六岁（他的生辰石据说是“红宝石”），面对他的回答，我略清了清嗓子，耸耸肩笑了一下，避开奥黛丽·博根那双深邃（我们自己的奥黛丽的眼睛是灰绿色的，或者在某些灯光下是“淡褐色”）的眼睛，因为她正把一小碗非常有光泽的坚果，以及一个透明玻璃烟灰缸放在桌子上，烟灰缸底部印着拉里坦俱乐部徽章，西普博士把它拉近，稍微旋转了一下，以满足他享受雪茄仪式的某个难懂的标准。已经有两次，我猛烈打起哈欠，以至于左耳下方突然出现爆裂声和突如其来的刺痛感。“父亲”的健康状况，其细枝末节都会引起子女间无休止的闲聊，显然，在过去的几年，他遭受了许多起微小但位置极为集中的中风——或者，用医疗保险的术语来说，是“短暂缺血性意外”——霍普的弟弟，奇普（真名是切斯特）用一种平淡无奇、近乎无情的方式（这是各地神经科医生的显著特点）证实说，对于西普博士这种生活习惯和年龄的男性来说，这几乎是“非常普遍”的，并且这只是小问题，只比短暂头晕或知觉失灵严重一点点。从经验上看，中风带来的明显结果是，“父亲”现在成了那种独特的富有老人（或者，有些人更喜欢叫他“长辈”），他们看起来保养得很好，从一定距离观之，甚至还有点高贵，但近距离看，他们的眼睛却稍微有点失焦，他们的面部表情或情绪似乎以某种微妙但明确无误的方式显得有些“不对劲”，从而导致了一种永久性的奇怪表情或风姿，有时会吓坏他的小孙子。[不过事实上，从另一方面来说，从未听我们自己的奥黛丽——现年十九岁、西普博士的二孙女儿——说起过她害怕或者被她的“老爷爷”（她儿时给他起的绰号，一直沿用至今）吓到过，而他反过来称奥黛丽为——不带任何讽刺的——“我的小公主”，并且和他的妻子一起极度放纵地宠爱奥黛丽，以至于有时会挑起霍普和最近那位西普夫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他们两人一开始就不是（如霍普所说的）“最亲密的朋友”（通过相互间的共识，我们的奥黛丽习惯性地称霍普为“妈妈”或“妈”，而我则是“兰德尔”“兰迪”，或在生气时，或在一方想要管教年轻人，另一方却想争取独立，试图提一些带刺的观点时，把我称为“纳皮尔先生”，把我们称为“纳皮尔先生和纳皮尔夫人”，又或把我们（带着明显的讽刺）称为“活力二人组”）]。除了他额头上那四块令人心烦意乱的癌前斑点或病灶，抑或“角质疣”之外，也只是在最近几年，霍普继父的嘴渐渐养成一个习惯：在他不再说话后，会继续微微抽动一下，这么做仿佛要么在品味话语的味道，要么在默默复述，这动作有时会让人想起被撞倒或碾过的小动物，继续在马路上血淋淋地蠕动，这个举动至少是令人不安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向上拱起的背部，以及随之突起的头让他看起来像以一种攻击姿态将脸和嘴直冲向人，这也有点让人不安，这可能是老年体态或椎间盘压迫造成的，要么就是真正的“驼背”或“佝偻”的前兆，显然，他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又对此非常敏感，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家里除了他妻子谁也不许提及此事，他妻子会突然不耐烦地抚摸或推搡他突起的脑袋说：“求你了埃德蒙，把腰直起来。”这话的语气会让餐桌上的每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极其简短、几乎是电光石火间的联想，在联想的画面中，霍普继父和她自己，在过去或先前某个遥远的时间点上，一起坐在一辆陌生的敞篷车或跑车里，这辆车在8月或7月末的闷热光线下，沿着一条乡村或明显维护不足的内陆国道飞驰。画面中的“父亲”看上去有点年轻且不善言辞，长着铁灰色的头发，留一小撮酷酷的胡子，戴着薄薄的小牛皮手套或驾驶手套正在开车，车内的场景、外部的远景和分割中心线，以一种不真实的速度迅速掠过，仿佛车的速度对于现有路况来说太快了，而一个更年轻、身体韧性更好、更丰满的霍普在对着遮阳板的小镜子抹化妆品，而“父亲”姿态挺拔高贵，呆呆凝视着前方的道路，正向她保证说，他并不是不喜欢或不认可那个家伙本身，与此同时疾驰的车辆在夏末璀璨的霞光中越缩越小，整个短暂的图景或镜头是如此快速和不协调，以至于只有在回想中才能看得真切。
据我自己的怀表显示，从我们进入十九号洞屋到现在，总共才不超过五六分钟。雨水打在窗沿、竖框和玻璃上，现在汇聚在一起，看上去就像血管或蠕动的脉冲或波浪，而在这短暂且有节奏的停顿或水迹中，仍可以看到第十八球道里“双向折弯”的小树丛正被暴风吹得歪歪扭扭，还能看到依据透视原理缩小的高尔夫球四人对抗赛球员正拼命跑向自己的球车或用品店的屋檐，他们的鞋钉让他们迈起了夸张的高抬腿，看上去就像是在原地奔跑。那些戴帽子人正一手按着帽子。十九号洞屋里长长的红木吧台和桌旁逐渐坐满了人，越来越多的人因暴风雨的缘故从球场各处赶来避雨，等天晴后再回家。“父亲”拿起夹子时手在颤抖，这需要非常精确的操作。现在，参赛者的谈话大多围绕着闪电展开，他们在询问是否有人在球场上看到或听到了闪电，并问起拉里坦俱乐部的成员中谁可能还在外面。许多人的脸看上去异常光滑粉嫩，脸色因为突然上升的肾上腺素而涨红。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年有超过三百人因雷电而死亡，比在休闲划船时或因昆虫叮咬而意外死亡的平均人数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在这些触电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高尔夫球场内。
自从我们的奥黛丽以“班级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并在前年秋天离开家里的小窝，去往别的州，在布林莫尔大学读大一（虽然她每周都会忠实地给家里打一两次电话）以来，我妻子和我的婚姻主要矛盾就落在了她突然声称我打呼噜上，因为我打呼噜让她难以入睡，或者说，剥夺了她急需的睡眠。比如，我会静静仰卧在床上，前臂和双手放在胸前（这是我准备放松并入睡的习惯），而我们楼上的卧室也会保持令人舒适的黑暗和宁静，楼下因树木而挡住声音的住宅区十字路口，车灯折射进来的光缓缓地从卧室墙壁上流过，并在北墙和东墙的折角有趣地拉长、膨胀、折叠。我渐渐放松下来，一点点沉入美好的睡眠，直到霍普在黑暗中突然愤怒地大叫起来，声称我的呼噜让她无法入睡，并坚持说，我要么侧身，要么去客房睡（我们之间达成了默契，把奥黛丽以前的卧室称为我们现在的“客房”），并说“就算我求你了”，给她一些安宁吧。现在，这种情况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有时候还不止一次——而且非常令人沮丧和不安。在我放松的状态下，她突然激烈哭喊，让我的神经系统迅速充满肾上腺素、皮质醇或其他与压力有关的激素，而她会突然起身，坐在床上，其动静之大——声音也带着深深的愤怒甚至敌意。仿佛这个问题她已经忍了很多年，现在她终于到了绳索或最后一根稻草的尽头——在我身上产生了一套生理应激反应，随后，这使我几乎难以再度入睡，有时甚至会折磨我好几个小时。
在过去，特别在头疼感冒或夏天，当空气中的花粉含量过高，我犯花粉病或是这种病严重起来的时候[我小时候就在威尔克斯巴雷得过花粉症，我承认我姐姐（她的过敏情况比我还要严重，并患有先天性哮喘）和我因此不得不由母亲带着，每周去当地的儿科医生那里打两次过敏针，一打就是好几年]，偶尔也会打鼾，而正是这种打鼾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打扰或吵醒过霍普。但在过去这很容易解决，她会轻声建议我翻个身，而我总是不加反对地立即照做，经常会在我俩不用醒来的情况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整个交流友好而无可挑剔，以至于霍普可以熟练地在不弄醒我，或不需要生气的情况下，让我翻过身去。
因此，我并非像有些丈夫那样宣称（我原计划是想在打后九洞或在十九号洞屋时声明）自己从不打呼噜，也不是说，我不愿意非此即彼地论事，又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有什么让我睡觉时发出咳嗽、咕噜、喘息，或有别的妨碍睡眠的情况时，我不愿意迁就霍普。而是想说，目前我俩的婚姻矛盾真正令人烦恼的地方，或者说悖论在于，自从我们的奥黛丽离家后，妻子现在几乎每晚都会突然控诉我打呼噜打扰到了她，而我实际上却根本没有真正睡着。在我俩就寝大约一小时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床上看半小时书，这也是一种婚姻“仪式”或习惯），那时我还仰躺在床上，双手并排放着，眼睛要么闭着，要么放松地透过百叶窗观察从外面投射在墙壁和天花板角落里延长的光线，并继续留心每一种声音，但会慢慢放松下来，并逐渐沉入睡眠之中，但当她大喊起来时，我其实并没有睡着。
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霍普（她是众所周知的那种只要一合上枕边书，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将床头灯的钢绳一拉，就会立马睡着的人——这和我本人的习惯刚好相反，我一直都入睡困难，并且自童年以来，就有点神经衰弱或敏感）在那时早就睡着了，还做起了梦，而她所说的那些梦，至少有一部分是，是由这样一种有些矛盾的信念和观念组成的：我本人已经睡着了，而且我的鼾声大得足以——如她所说——“唤醒死者”。
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缺点，就像所有或大多数丈夫一样，但在一年中寒冷的天气和月份里打鼾（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的花粉病是季节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免疫系统对某类花粉的反应）却算不上是缺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一定会构成真正的缺点，因为这并不是我有意识或自发控制的行为，但我控制不了。我也没有对自己是否已经睡着这一问题，习惯性地抱有错误的认识或对此疑惑不解——在我们的婚姻中，我真正睡着的时间远比霍普或我之前的第一任妻子要短（我们常拿这个开玩笑），并且完全醒着的时间也比她们长，这是既定事实。尤其霍普，她能在不同意识状态下轻易地快速切换睡与醒，这在我看来——也许是由于职业压力——有点像是一场煎熬。例如，我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俩长途开车时，几乎总是我在开；或者说，经常是我在海边、电视前，抑或在长长的音乐会或戏剧结束时，轻轻唤醒或摇醒她。
然而，自去年秋天以来，我就这一点根本没和她讲过道理。换句话说，她坚称我的鼾声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而不是她做的梦。在我们卧室的黑暗中，当她突然醒来，大叫一声，我自己也随之被惊醒，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流动（就像晚上电话铃响起时，永远会比白天刺耳得多）。而她对鼾声的抱怨近乎歇斯底里，这很明显表明：她还没醒，或还处于半醒状态，在这种半醒状态中，有些人会在梦中“说话”，会分不清过去和现在、真实与梦境，并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信”这一切，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跟处在这种状态的人讲道理。
然而，我基本上不会照顾或安抚她，因为有些事并不是真的。即使在婚姻中，人还是有限度的。去年刚刚入秋时，我试图在黑暗的卧室里与霍普就此展开争论，我告诉她，我实际上还没有睡着，赶紧继续睡觉就可以忘掉这一切，她只是在做梦而已（然而，这种反应让她非常不爽，并且激怒了她，她的声音开始急剧上升，这让我更心烦意乱，以至于接下来几个小时都不可能继续睡了）。随后，我开始拒绝回应，也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是我让她睡不着觉，而选择等第二天早上再抗议说，我当时根本就没睡着，并轻描淡写地评论，她所做的有关我打呼噜的梦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了，并催她赶紧去约个时间看医生，这样说不定还能要到处方。然而，霍普在这一点上却全然顽固不化，坚定地认为“睡着的人是我”，如果我不想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并且拒绝相信她所说的，我一定是在为“某件事”而生（她）的气或下意识里打算“伤害”她，如果这里有人需要看医生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我。按霍普的说法，如果我对她的尊重和关心哪怕稍稍超过我的自私或对自己“正确性”的坚持一点点，我也该毫不犹豫地去看医生。更糟的是，在某些早晨，她会从有血缘关系或亲姐妹维维安（一个离过两次婚，脾气暴躁的金发女人，并且是许多所谓互助或自助团体和运动的信徒，在她俩闹掰之前，霍普与她极为亲密）的词典中取经，指责我否认事实，当然，对这一指控的任何否认，都被认为恰恰证明了这一指控的正当性，这令人抓狂。但有这么一两次，在初冬的几个月里，我承认我屈服了，也确实一边沮丧地呻吟叹息，一边带着我自己的被褥走进客厅，随后进入“客房”，打算就睡在那里，就睡在那些粉色的褶皱、藏红花色的佛像，以及我们的奥黛丽在青春期存放那些零碎小东西的箱子当中，我会一动不动地躺着，大气不喘一下，并仔细听着大厅里的所有动静，或许可以听到霍普又一次坐直身子，指责现在空荡荡或无人在旁入睡的床打鼾，让她无法入眠——那将会是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到底是谁睡着了，又是谁只不过是另一个人因梦见自己醒着而无端指责的对象。我独自躺在那儿，眼中浮现出某个长得像我的人，这个人在听到这些恼人的哭喊和抱怨之后，立刻起身，迅速穿过走廊，来了一句得意扬扬的“啊哈！”——然而，我满脑子都是沮丧和委屈，并且花那么多精力，全神贯注于卧房里的任何动静，以至于我整晚在奥黛丽的床上一点儿觉也没睡成，然而，第二天我还不得不起床，摇晃着身子度过漫长的上班时间，完成我的职责，这让我全身心都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当然，我知道，如此执着于为自己平反或自证也许是小题大做，但是，冲突已然到了这一步，我常常因为沮丧、懊恼、愤怒和疲惫，都已经快失去自我了，我希望有人理解（这就是我试图向她继父解释的初衷），尽管像在任何一段婚姻中一样，我和霍普也有过争吵和困难时期，但现在，我抗议说，我在所谓的“打鼾”时刻，其实都是醒着的，而她对此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愤怒前所未有，而且，在她做梦和对我指责的头几个星期里，我主要还是担心霍普，担心她会经历比适应奥黛丽离家时更艰难的一段时间（容我说一句，其实霍普一直比奥黛丽自己的态度还要坚决，霍普一直坚持劝奥黛丽去别的州读大学更好，而相对离家较近的“布林莫尔和莎拉劳伦斯学院”，一直都是奥黛丽和我默认的折中选项，这种困难或悲伤表现为：睡眠中断、无意识或无来由的愤怒，抑或将气撒在我身上（奥黛丽是霍普在第一段短暂婚姻里所生下的孩子，当我和内奥米的婚姻宣告终止时，奥黛丽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我和霍普结婚，到8月9日就整整十六年了。就结果而言，她本质上也是我的女儿，并且，我也发现她离开后，房子里就生出一种奇怪的沉默，所有计划和调整也因为我得一遍遍安慰霍普而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场冲突的所有理性讨论，或是劝导霍普认识到就算是所谓打呼噜问题出现时，实际上是她，而不是我自己在睡觉的可能性，都只能导致她进一步巩固或强化自己的立场——她所秉持的立场在于，我对她能用耳朵清楚听到的东西抱有不理性的固执态度和不信任——随后，当她猛然在床上坐起来（她的脸在卧室微弱的光线下，常常显得残酷而幽暗，因为她在一年中寒冷干燥的几个月里会抹润肤霜睡觉，继而这张脸会因为烦躁和寒冷而产生令人不悦的变化），指责我“鼾声震天”，并要求我立即翻身，否则就再次放逐到奥黛丽的床上入睡时，我再也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再做什么，以此来回应或反驳。相反，我现在会全然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闭着眼睛，默默模仿一个熟睡的人，根本听不到她的声音或丝毫不理会她的存在，直到最后，她的哀求和抱怨昏昏然下坠，并带着深沉而又尖锐的叹息声安定下来。然后，我会继续穿着淡蓝色法兰绒睡衣仰卧不动，像一座坟墓般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等待着霍普的呼吸变沉，并在睡梦中发出轻微、细小的咀嚼或磨擦声，表示她又一次进入了梦乡。然而，即使如此，她有时还是会在片刻后突然惊醒，再次坐起来指责我的“鼾声”，并愤怒地要求我做些什么来停止鼾声，以便她能安宁入睡。
这时，春季的倾盆大雨已经慢慢退去，以至于在十九号洞屋的遮阳棚上可以一一数出水滴落下的声音——雨滴断断续续，但声音并不和谐，并非愉快或舒缓；较大的水滴所产生的冲击，听起来有点怪，甚至粗鲁。在屋里，霍普的父亲微微向后仰着身，正坐在那张沉重的船长椅上，一边拿着上好的雪茄在上唇摩挲，闻雪茄的香气，一边在旁边口袋里（这就是他身体倾斜的原因，并不是说他体态变形）摸索他放夹子的印有花字的特制盒子。在没有通知霍普的情况下（我承认，这是一个疏忽，我有点小气了，在冲突的关键时期，我不想处处让她满意），我在年度体检时，要求调整我俩的“优选医疗机构”的健康方案，将初级全科保健医生转为耳鼻喉初级保健专家。随后，医生检查了我的鼻腔、鼻窦腔、气管、腺样体和软腭，并说他没发现任何异常。然而，后来我却犯了一个错误。在一次越吵越激烈、越吵越烦人的争论中（这样的争论通常发生在第二天早餐时刻），在所谓的“打鼾”问题上，我把这次体检账单的光票[80]甩到了霍普脸上，于是霍普就抓住我没将医生转成耳鼻喉专家的事告诉她，以此作为我“……知道打鼾是真的”的证据，并且我一直在心里暗自盘算这件事，而我之所以一直不愿意事先告诉她，是因为说实话也担心专家发现我软腭或鼻腔真有问题，这样一来我将不得不向她公开承认“打鼾是真的”，而我对她的指责——认为她睡着了，只是梦见我在打鼾——只是自私的否认，并将问题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当然是指她自己）。这些短暂而痛苦的争论——在整个冬季和初春的几个月里一波一波或一簇簇地出现，它往往在早餐时爆发，由一个不眠之夜，以及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所产生的焦虑所推动，并且通常会非常痛苦和不安，以至于使我糊里糊涂地度过随后的通勤和前几个小时的工作，我会在脑中“重播”那些争论，并构思新方法来提出或安排证据，抑或思索反驳的逻辑。我有时甚至为了记下这些想法而中断工作，或者在我职业计划书的空白处将写下的反驳之辞剪下来备用——令人害怕，因为它们会突然升温，并在紧张感、怒气中加速，再加上早餐桌对面霍普那张干巴巴、阴暗、狭窄、越来越憔悴的脸有时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这张脸在愤怒和无情的猜忌中开始扭曲、变形，甚至有些令人讨厌。而且我必须承认，至少有一次或两次，我真的有种冲动，想要打她或推开她，或愤怒地掀翻餐桌，我牢牢受制于某种“旁观者”的非理性之怒，被奇怪、僵硬、痛苦和非理性的固执所驱使，而这一点是她无论如何不会考虑的——甚至连勉强承认其可能性都不会，尽管我引用了一切合理的反驳、回复，合情合理的论点、证据，没有争议的事实和先例（在我们的婚姻中，曾有过其他冲突，在这些冲突中，霍普完全相信她的立场是正确的，但面对后来的证据，她不得不默认事实上她是错的，然后不得不道歉），我提出——我是醒着的，而她——只是可能——睡着了，而“打鼾”问题实际上是“她的问题”，事实上只有她去预约（某种医疗，甚至是精神治疗），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当我发动车子时，因为挫败感和疲惫，手有时会颤抖起来，当我沿着花园州的林荫大道向北去上班时，一系列快速、模糊、惹人厌的画面和扭曲的幻觉也常在我的心眼上快速、不规律地闪过。（在我俩吵得最激烈的一次中，我只是拿出了耳鼻喉科的检查作为证据，想以此证明，至少我，不像霍普，至少愿意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并且可能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有“打鼾”的可能性。因此，任何可行的妥协或解决方案都是行不通的，除非我俩有人打算做出哪怕一些轻微的让步，请允许我说，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亦即，有关谁睡着、做梦了，并/或打鼾，而谁没有问题，我们或许都错了。）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卧室准备入睡的惯例（或者说“仪式”），也开始变得难以形容地紧张和不悦起来。霍普会经常无视我，也不和我说话，当她从衣帽间或盥洗室出来，就着米黄色珐琅质的“名利场”镜子涂抹润肤乳时，我从我房间的一侧撞上她的眼睛，她往往露出遇见讨厌的陌生人时的表情。[霍普的继父和继姐妹，梅雷迪和丹尼丝（或者，更多时候被称为“多妮”），也是使用这种表情的高手，我第一次注意到是我最初被介绍给她家人的时候。那是在西普博士和他妻子在西纽瓦克历史悠久的第四区，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里举办的晚餐上。在晚餐中，“父亲”两次分别问了我一些个人生平的问题，然后，在我试图回答的时候，他打断了我，以此表示他并不真的想听，或希望我可以用一种更直截了当或更省时的方式“切入正题”。]通常，当卧室灯光渐渐熄灭的时候，我就会变得非常紧张，紧张到根本无法迅速入睡，尽管我现在常常疲惫到发抖，而我的视力，也如前所述，经常会有规律地在夸张的焦点和景深、抽象的波动中忽远忽近，例如，当奥黛丽·博根把西普的烟灰缸拿来时，她那张曾经清新、艳丽、纯真的脸，似乎在颤抖、濒临爆炸成抽象碎片的边缘。西普的烟灰缸由厚重的黑色玻璃制成，上面印有拉里坦俱乐部的纹章和绛红色的拉丁语格言——“我将再度崛起！”（Resurgam！）
当然，事实上，整个有关“打呼噜”的冲突，其荒唐的短暂性、琐碎性和明显的转移或投射性——在霍普和我之间，似乎只有我觉得这事儿极度荒唐和无关紧要——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我自己根本无法相信，霍普和我的婚姻会在这个“空巢”[81]时间点上，碰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即使在远不如我俩幸福的婚姻中，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也会很快得到解决。例如，就像冲突会涉及伴侣间不同的沟通风格、在一起对抗身体疏离的时间、家务事的责任分工等问题一样，相互包容的睡眠风格和时间安排，仅仅是与配偶一起生活时，在家中必要的折中之举，当然，这一点几乎每个有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甚至无法鼓起勇气向亲近的朋友或家人提及这场冲突。这实在太傻了，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我甚至还试图去看一个专业的婚姻咨询师——同样，这也是我自己采取的行动，而且还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很清楚，霍普、她继父，以及她原生和被收养的家庭的大部分人对于“治疗”问题的感受（除了维维安，据说全家一起在保罗和特丽莎那栋位于马纳斯昆湾附近的非凡度假屋里度假时，她那据说“恢复了的”记忆和当众歇斯底里的控诉，导致她和霍普“吵翻了”，并且打破了整个家庭默认遵守的不能提起整个主题的禁忌，除此之外，西普博士自己也有情绪，他认为“治疗”就为了获得医疗保健计划和“管理式医疗”而支出的医疗费用，而且这种情绪非常激烈），我也知道，在那一刻，如果我提出我的问题，霍普也会平淡地拒绝以夫妻身份和我一起看咨询师，这种拒绝会让我再次感到挫败，并再度激怒我，随后会轻而易举地将冲突升级或扩大——只是，让我一再苦恼的是，我将在随后的时间里，反复去经历、遭受或忍受一系列有关治疗问题的对话，其实质内容大体如下：
“但打鼾并非真正的问题，对吗兰德尔？”
“我从没说过这是真正的问题。”
“毕竟，不管有没有花粉症，很多人都会打呼噜。”
“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指即使没有花粉症也会打呼噜的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指霍普的指责）。”
“打不打呼噜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整件事的关键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这就是我的全部观点。如果我真打呼噜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承担起责任，并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解决问题。”
“恐怕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能确定自己是否打鼾了呢？如果你在打呼噜，那么按理说，你就是睡着了。”
“可是（试图回答）……”
“我是说，谁知道呢？”
“但是（开始越来越沮丧）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我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尝试解释了多少次：恰恰是在我其实甚至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她就指责我。”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难道你在是否打鼾的问题上，有什么特殊的利害关系吗？”
“如果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感到‘不高兴’，那也许是因为我对这类交流有些恼火、不耐烦或沮丧。整个问题是，我强调我与所谓的‘打鼾’问题没有利害关系。关键是，如果我真的在打呼噜，我会承认这一点，并简简单单翻身侧过去，甚至会主动去奥黛丽的床上睡觉，除了对自己以任何方式打扰或影响了霍普的休息，而感到某种自然的遗憾之外，我不会再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必须睡着了才能打呼噜，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真正睡着了，什么时候没有睡着，我的‘利害关系’在于，拒绝安抚一个不仅不理智，而且还盲目固执、莫名其妙指责我一定是睡着了，以便在我还没睡着的时候，定我罪，这主要是由于我一开始就被这整个荒谬的矛盾弄得无比紧张和疲惫。”
“优选医疗机构”的顾问，看起来最多三十多岁，戴着眼镜，额头大大的，呈圆顶状，给人以深思熟虑之感，但我越看越觉得，这种外貌具有误导性。
“难道就没有机会——单纯只是为了讨论，兰德尔——就没有任何机会或可能性，无论这种机会或可能性有多小，你自己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对你和纳皮尔太太的这种关系中的冲突有任何固执或盲目的看法？”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变得很沮丧，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些气愤，因为整个问题的关键，以及所有的不公平，以及我对霍普的沮丧甚至愤怒，其根源就是我自己愿意探究这种可能性。我这个人就这样，会来这里，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么，你看到我妻子来这里了吗？她愿意来把问题摆上台面，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它吗？”
“那我能问一下，为什么会有利害关系呢？”
“但是不行，艾德（“优选医疗机构”的顾问都坚持要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如果可以的话，事实是，霍普现在甚至已经做完运动或离开美容院回家了，而且很可能正在浴缸里默默酝酿着冲突，并强化她的观点，准备当她下一次梦见我让她睡不着觉，夺去她的青春、活力和少女般魅力时，又要进行新一轮无休止的冲突，而同时，我自己却坐在这样一个不通风的办公室里，被人问我是否可能是‘盲目的’。”
“所以，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真正的问题是公平。你妻子对你不公平。”
“真正的问题是，这很诡异，很超现实，几乎可以视作‘清醒的噩梦’。我妻子现在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她自称比我自己更清楚我是否还醒着。这与其说是不公平，不如说看起来几乎丧失了理智。我很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坐在这里进行交流。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怀疑这一点是不理智的。但很显然，这就是她正在做的事。”
“你觉得纳皮尔太太可能会否认你现在真的在这里？”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是否真的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目的是为了强调说明，我就像你一样，清楚我是否在睡觉这一事实。怀疑这一点就会走向疯狂，不是吗？我们能不能在这点上达成一致？”
“兰德尔，在这里让我再次向你保证，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的想法，只是想确定你是否理解这个问题。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真的能知道你在睡觉吗？”……诸如此类。我的手常因握方向盘而疼痛，因为我随后从红岸郊区里混合着医疗和牙科的小建筑里的夫妻咨询师办公室出发，重新或继续沿着花园州林荫大道回家。更为普遍的是，我开始经常担心或害怕自己会因睡眠不足或疲劳而屈服，可能会在方向盘上睡着，然后飘移或越过中央分隔带，闯入来往的车流中，因为我在多年的上下班途中经常看到这种悲惨的事故。
然后，当我与西普博士坐在拉里坦俱乐部的成员常常简称“十九”或“洞屋”时，另一个非故意或不自愿产生的内部表象，或者可以说，就是会引起幻觉的“镜头”：我成了一个男孩或小孩子，站在一个不稳定或倾斜的物体表面，这个物体就放在类似梯子或绳索的下面，我怀着孩子般的恐惧向上看，楼梯、梯子或绳索从阴暗中的某个点向下延伸，在巨大的石像、雕像或某人的半身像顶部或上方，其脸部过于巨大，又因为光线不足，无法看清。我本人摇摇晃晃地站在雕像巨大的花岗岩腿上的一个隆起处，用一只或两只手紧紧抓住绳索的一端，向上面望去，另外，我身后有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他的手重重搭在我的肩上，从头顶的黑暗中，传来一个摄人心魂的轰鸣声，反复命令道“起来”，而那只手推搡着或抖动着说了好几次“为了上帝……”以及/或“……为了霍普”。“父亲”——他在保诚集团的专业领域是（或曾经是）一种叫做“人口医学”的东西，这意味着，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显然没有接触过病人——一直认为我是个有点无聊的人，也是个笨蛋。一个既令人讨厌又无关紧要的人，相当于一只苍蝇或精神紧张的人，他甚至都没有努力去掩饰这一点，尽管作为一个“老爷爷”，他总是对我们的奥黛丽格外宠爱，这对我和霍普来说相当重要。当他专心致志地把雪茄的一端剪下并将它点燃时，短暂斜起了眼或做出了“斗鸡眼”，拿着打火机的手严重地抖动着，在那一瞬间，他显得就是一个上了年纪，抑或比他年纪还要大的人。割下的烟头不见了踪影。整个房间似乎都弥漫着有些凶险的气氛。我和他都看着红色的那头，他把银色的打火机对准它，吸气，呼气，想用持续的方式点燃它。他的手腕和双手泛黄，有些雀斑，和玉米饼片并无二致，火焰和高斯巴牌雪茄的尺寸使他那张非常干瘪、狭窄、皱褶、缩成一团、向外突出的脸显得比现实更小、更冷漠；这种效果不是视觉上的扭曲或幻觉，而是一种常见而普通的“透视错觉”，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视野并无差别。真正的火焰在中间。“费根斯潘”生啤那略带丹宁酸的苦涩也是传统的味道。（以下也是在红岸郊区他那间枯燥、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与第二位婚姻咨询师进行交流时的典型对话：
“那你觉得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些幻觉，有没有可能是由听觉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时会发出沙哑的声音或打起鼾来，而你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正如你所说，你正在产生幻觉？”
“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现了幻觉。你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或者可能是继女或侄女的照片，就在你的桌子上——女儿的脸开始微微旋转和变形。那是一种幻觉。我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幻觉’。这些并不是模仿现实或与现实相混淆的幻觉。比如说，有时候，我想对着镜子刮胡子，我的面容会在额头中央多出一只眼睛来，它的瞳孔有时会像猫或夜行捕食者一样旋转或出现在侧面，或者有时在布林·莫尔举办的周末家长聚会上，我们的奥黛丽胸前的两只乳房会像活塞一样在毛衣里上下起伏，而她的头顶笼罩着一个光圈，或者就像迪士尼动画人物般的光晕。当产生这些幻觉时，我能够对自己说：‘兰德尔，你是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再加上生活不和谐和长期的压力，才产生了轻微的幻觉。’”
“但这些幻觉一定还是挺可怕的。我知道它们肯定会吓到你。”
“关键是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产生幻觉，什么时候不会，就像我也很明显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醒着一样。”）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短暂的、幻觉般的“闪光”或幻视出现了：我们的奥黛丽仰卧在搁浅的独木舟里，我在她上面竭尽全力地做着活塞运动，我的脸旋转并开始扭曲，而这幅图景或海市蜃楼立即转移到今天的十九号洞屋或“洞屋”里。我们的奥黛丽——现年十九岁，已经萌发出全然的女性气息，或者说已步入“法定年龄”——穿着她常穿的那件藏红花色半身裙、“卡普里”风格的裤子和白色的肘套，在桌椅间顺溜或悠闲地走来走去，正慵懒地给湿漉漉的男人端上威士忌。不该遗漏的是，杰克·维维安也出现在那里，就在十九号洞屋窗边与我和西普博士一起，也拿着饮料，坐在“父亲”的右边或对面。杰克·维维安没穿惯常的高尔夫球夹克，也没戴遮阳帽，一如既往地镇定从容，尽管他仍穿着他的钉鞋或“高尔夫鞋”[传统鞋底上0.5英寸的钢钉或铁钉是导电的罪魁祸首，会让人“毛发直立”。在我的童年时代，常驻威尔克斯巴雷公共球场的职业球员曾被雷电击中，当场死亡，而我自己的父亲也曾是高尔夫球手三人组的成员，他们大胆地与被雷电击中的受害者待在空旷的地方，直到医生赶到为止，职业球员俯卧在地上，浑身漆黑，烧焦的拳头里依旧握着第十二洞的旗帜。（旗杆，或插杆，在那个时代，也是导电金属做成的）]，而他在那个精确的时间点，出现在我们的“洞屋”，显得干练热情的举动，或者碰巧撞见的样子[杰克·维维安长着一双明亮传神的眼睛，这双眼睛就长在一张特别显眼的脸上，这张脸又宽又大，甚至有点单调、呆滞、死板（除了这双深思熟虑的眼睛之外），此外，他还长着尖锐、深色的范·戴克风格的胡子，这对他不同寻常的嘴巴起到了弥补或淡化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是故意装出来的，或者是可疑的。比如说，杰克·维维安和霍普的继父不太可能认识，因为“父亲”不仅不是拉里坦俱乐部的成员，而且在此之前，也只作为客人来玩过一两次，但实际上，杰克·（或更正式地说，“切斯特”）维维安在我自己的公司担任高级员工助理主管，“父亲”曾无数次暗示或提起，这家公司对该地区的保险业来说，成立时间如此短暂，抑或其重要性并不高，以至于他在“岩石”的整个任期内，从未接触过这家公司，抑或“听说过一个字”。霍普的继父似乎也没有和杰克·维维安（借助他最近在尝试解决“鼾声”问题时起到的作用，我和他已经很熟了）说话，也不看他，完全不承认他的存在，与此同时，“父亲”终于把雪茄点燃了，摆出吸烟者那种稍稍侧身的姿势，靠在船长椅上，慢慢抽了起来，随后和杰克·维维安（诚然，实话实说，他那巴尔博式或范·戴克式的唇须，看起来就像阴毛，显得极不协调，除了我之外，不止一人这么说过）一起赞赏地看着我，因为我正先遮住一只眼睛，然后再遮住另一只眼（一个众所皆知的检验视觉错觉的动作）。很明显，“父亲”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一个平庸的女婿，事业平平无奇，高尔夫球技[82]和背景也极为平庸，个人事务一团糟，还有可能因为一些荒唐的小矛盾，婚姻面临“累卵之危”。明明只是患了空巢综合征、更年期早期，或仅仅是做了噩梦或被魇住了（临床上更多称为“夜惊症”），就无法坚定得像个“爷们儿”一样，让妻子相信他们的所谓“僵局”根本就微不足道，而这个人现在似乎又鼓起了“胆量”，想要求“父亲”对霍普施加他的父爱影响或权威[容我说一句，当然，在方便的时候，他只是或“仅仅是”她的继父，从他苍白的眼睛里，有时可以流露出一个可怕的继父之感，知道我们的奥黛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就像霍普——还有维维安（她曾歇斯底里地声称，她后来已经得到专业帮助，从而恢复了无意识的记忆）——曾经对他的意义一样。此外，要想随意设想一个低角度的影像、幻象或噩梦般的“镜头”并不难：他那张充血而紧绷的脸，就在你面前低垂下来，在他张开的嘴下面，长满雀斑的右手，正紧紧卡住霍普或维维安（这两个人童年时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可以互换的”），而且他还完完全全具有一个成人那沉重的身躯]，从而来调停冲突，虽然这既不是老人的“使命”，也不是长远的打算，任何有洞察力或眼光的人都应该能看到。
更确切地说，那人是切斯特·A.（或杰克）维维安——年龄：五十岁左右；击球杆数：11；婚姻状况：“未知”；先进数据采集公司（我们公司的法定名称）伊丽莎白运营项目的员工援助计划的主任——我后来毕恭毕敬地去了他那间角落里的办公室，以倾诉整个荒谬的夫妻间因“打鼾”造成的僵局，它对我的婚姻、健康，以及在我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都产生了日益加剧的影响。这已经是三月前的事了。虽然他的履历包括康奈尔大学心理学领域的“高级”或研究生学位，但杰克·维维安并不仅仅是先进数据采集公司“E.A.P.”[83]（通常以简称显示）项目的顾问或“前线”工作人员，而且还在几年前从“韦尔豪泽”纸业公司的“布伦维克”业务中特意被挖来，以便专门管理和监督整个“E.A.P.”项目，现在还担任该公司旗下“优选医疗机构”中团体健康计划里的“行政联络员”，这显然也需要相当强的管理和会计专长。杰克·维维安和我一直以来都很合得来，而且相互间也很尊重。在天气温暖的月份里，我们经常（在他的慢性腰部疾病允许的情况下）在公司举办的竞标赛中同乘一架飞机，有时还在打四杆洞和五杆洞之间的球车上，一起轻松聊天，同时等待我们四人组的其他成员在球场的草地上，寻找一个偏离路线的球或洞外球。更重要的是，杰克·维维安在三月下旬抛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有一所据说备受尊重的“埃德蒙·R.和梅雷迪思·R.达林记忆睡眠诊所”，该诊所隶属于或藏身于州内布伦瑞克的罗格斯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同样也是这位杰克——他与所谓的“专家”，以及我数月之前，怀着绝望的心情，长时间咨询的专业婚姻咨询师都不一样——通过迅速“切入主题”，几乎立马就能获得“印象”，并询问——有些“循循善诱”或“能言善辩”，但没有居高临下或高人一等的感觉——一方面，我得权衡，我是想在冲突中占得上风或取胜，并证明自己是无辜或正确的，还是想让霍普和我的婚姻回到正轨，再次在彼此的陪伴和感情中获得幸福，并恢复在晚上获得足够睡眠的可能性，以便能够有效地工作，从而感觉更像“（我）自己”。
在一个天色阴沉、薄雾弥漫的早晨，从飘窗透进一抹装饰性的光，这让我们吃早餐的角落看起来影影绰绰，有点虚幻，也让我们俩疲倦的脸更显憔悴。在那时，我提出了一个考虑到霍普会同意，或至少愿意“听（我说）完”的提议，具体如下：如果霍普愿意和我一起前往罗格斯大学的“埃德蒙·R.和梅雷迪思·R.达林记忆睡眠诊所”，并接受训练有素、受人尊敬、经验丰富的诊所人员的诊疗，那么，如果睡眠诊所对我们睡眠模式的研究结果，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形式或方法，证实了她在对我的“鼾声”争议中秉持的看法和执念是对的，那么我就立即搬回我们的奥黛丽的“小窝”，或者说是那间走廊尽头的“客房”，并同意听从医务人员的建议，治疗我可能真正存在的“打鼾”问题。[的确，我本人在小时候显然曾在睡着时吸吮过自己的拇指，而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们家在威尔克斯巴雷的儿科医生指示我父母在我拇指指甲盖上涂上一种味道极其恶心的处方药膏，这玩意儿可以说就像每天晚上入睡前涂抹的指甲油一样——至少，我父亲对我童年睡眠习惯中任何不寻常或不正常的事都还保有这样的回忆。（达林睡眠诊所的工作人员曾要求霍普和我本人填写详尽初步的“建档”[84]报告，以此来说明我们现在和过去的睡眠模式，包括尽可能可以追溯的之前的数据，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包括童年时期。）]杰克·维维安在独处时间里，会待在“E.A.P.”舒适的项目办公室里，尽管他自己的工作负担很重，但还是帮我精心准备了这个“最后一搏”的建议。在此期间，我一定要绷住我的表情，保持我的声调，除某种程度上无法掩饰的疲态（前一晚是个特别糟糕的夜晚，我无数次醒来，又被骂了无数次）之外。那个要我在无计可施或“快要放弃”之时“最后一搏”的建议，我就按照要求在吃早餐的时候提了出来，此举，毫无疑问（正如杰克·维维安所预言的那样），使得这个建议变得更为有效了，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真诚的或“发自内心的”，尽管霍普显然并不相信[她和我一样，在上一个冬天似乎也老了好多（虽然我永远不会大声说出这个看法——尽管在“父亲”看来，我俩的婚姻似乎就会使我们这般老去，但我非常清楚一段稳固的婚姻动力是什么，可以分辨出诚实和单纯的鲁莽，而且，在亲密关系中，策略、谨慎、坦率和“敞开心扉”所起到的作用至少是一样重要的），而且她经常抱怨说，长期缺乏睡眠（虽然她常常是睡着的，但实际上，她所感受到的影响和抱怨，其实是创伤性的梦或“夜惊症”所导致的，当然，我再次保持我自己的观点。她，在现实中，实际上受到的影响是创伤性的梦或“夜惊”，当然，我再一次保留我的意见）产生了一个令她心烦意乱的“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温和的幻听——当她讨论这个推测出的“声音”是什么的时候，我真的就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表意见），这个声音很像一个“音叉”或很响的铃发出的音调]，越过餐桌中间放着的装饰物、西柚和吐司望去，她的脸在暗淡的晨光之下，虽然会时不时控制或保持住其视力或视觉上的整体感或连续性，但还是会搏动着青绿色，呈现出旋转起来的抽象之感，这让这张脸看上去似乎极其固执。霍普身材小小的，容貌棱角分明，皮肤黑黝黝，在不断变化的发型时尚潮流之下，依旧顶着一头万年不变的高耸蓬松头，她的意志力非常坚强，除了“她这个人”和“她的样子”，一直以来拒绝成为其他人，这一点一直是她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在这一刻，即使在我疲惫不堪地介绍达林睡眠诊所的“最后一搏”时，我甚至还记得，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或者说，不为她的“内在火焰”所动，抑或停止（以我的“方式”）去爱她本人以及她身上值得被爱的地方，尽管事实上，即使目前的冲突逐渐缓和，趋于解决，我俩最近几年的消停日子，也没有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善待”霍普身上的女性魅力，尽管，就她而言，时间的破坏力并没有像对待她那些继姐妹和（在一定程度上）我自己一样，产生变老过程中身体肿胀、浮肿、变厚或膨胀的恶果。霍普曾经丰满性感到近似“鲁本斯画中人”的程度，她本人的变老或衰老的特征，现在主要表现为枯萎或干瘪，她的皮肤越来越硬，一些地方出现了看上去像皮革般的东西，她的黑褐色皮肤倒是一直没变，但牙齿、颈部的肌腱和四肢关节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外突出了。简而言之，她的整体气质已经呈现出狼或掠食者的一面，昔日眼睛里的“熠熠光芒”，现已变成一种纯粹的贪婪。（当然，这一切都不奇怪，也并不是“不自然的”——天气和时间对我妻子的影响，就像它们对面包和晾着的衣服所做的一样。事实上，我们都必须屈服于自己在时间上遇到的困境，比如说，“空巢”就是这一历程的鲜活里程碑。）一个虽然自然却也可怕的现实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所有夫妇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俩的婚姻走到这一步，霍普其实已经达到了无性状态，就像俗话说的，成了一棵枯萎的花朵，就她对自我以及欲念一丝不苟的关爱来说，这一点不知为何变得更糟糕，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她自己和许多身材臃肿或干瘪的朋友、读书和园艺俱乐部的中年妻子，以及习惯性地在整个夏季聚集在拉里坦俱乐部的游泳池周围的离异者一样，都会被以下种种搞得心烦意乱：健身课程、控制卡路里的饮食、润肤剂和爽肤剂、瑜伽、补品、美黑或（尽管很少提）整形手术——所有人都下定决心要重拾适婚期或“未破处期”的活力，她们这种活力无疑会招致刚发育的女儿们的嘲笑（事实上，容我说一句，虽然霍普具有天然的活力及坚定的意志，但当她看着我们奥黛丽的越来越成熟、标致的同学时，从她的双眼，以及嘴角皱起或抿紧的神情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痛苦，这是一种类似老妪的悲伤，很容易在随后的时间里，化为一种愤怒转移或投射到我身上，就因为看见了并自然而然受波及）。事实上，人们很难认为这是一种巧合，所有这些花季少女几乎无一例外都被送往外省高校读书，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看到她们的身影对她们的母亲来说，就成了一种活生生的折磨。
达林睡眠诊所的病人床铺和存放他们病例的床位是并排放置的，但显然太窄，上面铺着薄薄的、极其牢固的加固床垫，另外，上面只有一张床单和中等重量的腈纶毯，尽管睡眠室里荒凉得让人发冷。诊断方案——这花了不少时间，并与我们的“优选医疗机构”为确定它对此诊疗方案的覆盖范围或“授权”情况展开了多次协商——包括：霍普和我本人在每周三晚上，沿着I-195号公路，以及9号和18号国道，开超过90英里的路（像往常一样，由我本人开车，而霍普头枕旅行靠枕，身体靠在副驾驶的门上打瞌睡）去罗格斯·布兰斯维克纪念医院，并在四楼的“神经病学/睡眠部”登记，这个部门包括达林睡眠诊所，据杰克·维维安和其他人所说，它在业界的名声确实是一流的。负责我们这起病例的睡眠专家（或“睡眠学家”）是个体格巨大、举止温和、身材结实的家伙，他留着铁青的平头，身上带一个帕克·戴维斯公司的促销钥匙环，上面挂着一堆钥匙——他的态度令人舒适，带着殡葬人员或园艺师那种中性、严谨、一丝不苟——不过，他也像后来霍普所说的那样，脖子很短，脑袋似乎就直接架在肩膀上，对此，我指出，这可能只是由睡眠学家那件白大褂的高领所造成的视觉误差，达林睡眠诊所里的其他当值人员也是这身装束，胸口口袋上夹着（或者，用A.D.C.的系统部门更常用的行话或暗语来说，就是“鳄鱼夹”）塑了封、附带照片的身份卡。睡眠学家的技术人员（或“睡眠团队”）中的特选成员，指引我们建档问询，然后由医学博士本人担任导诊员或讲解员，向霍普和我简要展示了达林睡眠诊所的设施，该设施似乎由至少四个设备完善的小睡眠室组成，四面被消音透明的厚树脂玻璃墙所包围，内设精密的音视频记录设备，以及神经监测设备。帕福斯医生的办公室就毗邻诊所的“中枢”或“指挥中心”，在这个中心里，专业的睡眠学家、神经学家、助手、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可以在各种红外显示器、脑波测试仪和显示器中，观察不同的睡眠诊室。每一个工作人员和“睡眠小组”的成员都穿着白色的鞋子，这些鞋子的鞋底都是无噪声的橡胶底，在每个房间床上放着的薄毯子，要么是一尘不染的白色，要么是粉色或天（或电）蓝色。另外，达林睡眠诊的“卤素灯”系统，按轨道式或凹槽式放置，顶灯白色，并且完全不会落下影子（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在这个设施下投下任何影子，这一点外加殡仪馆般的安静，让霍普觉得，用她的话来说，让这个地方的气氛十分“梦幻”），并使人的皮肤显得蜡黄或病恹恹的，还有，睡眠诊室显然非常寒冷。睡眠学家解释说，相对较低的温度有益于人的睡眠和复杂的脑波活动的测量，诊所用的精密设备就是用来监测这种活动的，这些设备可以解释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E.E.G.”（或“大脑”）波，对应清醒和睡眠状态下几个独有的和全然不同的水平或“阶段”，包括俗称的“R.E.M.”或“悖论阶段”，其中自发的肌肉被麻痹，梦境就产生了。每当心电图学家走动或站立时，他们会在手里微微转动这些钥匙，以此在他说话时掂量或估计钥匙的重量，此举显然主要是由于“神经”或无意识的习惯所导致的，而在他的多把钥匙中，每一把都在钥匙头附近包上了橡胶或塑料，据我估计，这样做可以减少钥匙环发出的噪音。[后来，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她照常靠着车门打瞌睡或“打盹”），霍普说，在她看来，一个有这么多钥匙的家伙似乎有某种令人放心、值得信赖或（用霍普自己的话说）“实质性”的东西（就我自己而言，我自己对钥匙的联想更多与看门人有关）。]
根据安排，我和霍普每周三都要去一次睡眠诊所，总时长为四到六周，期间要在睡眠室里过夜，并接受严密观察。在采集建档数据的过程中，所采集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入睡和准备入睡时，霍普和我在夜间惯常会做的事或“仪式”有关（睡眠专家解释说，那些所谓的“仪式”对大多数已婚夫妇来说，是共同而独特的），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在受监视准备入睡时，使得这些逻辑和实践——其中不包括任何身体的亲密或常规的性生活，睡眠学家补充说，这样在临床上就不会引起类似霍普避开我的目光这种可辨别的尴尬或“羞涩”——尽可能接近在那些“不眠之夜”的表现。在不同的更衣室里，我们首先换上了浅绿色的病号服和一次性拖鞋，然后齐步走到指定的睡眠室，霍普用一只手将病号服后方长长的、垂直的缝隙、切口贴紧自己的屁股。无论是病号服还是高强度的灯光，都无法用“讨人喜欢”或“适度”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作为一个女人，霍普后来向我抱怨说，睡在薄薄的被子里，被不知其姓名的人透过玻璃隔板观察，她觉得这样有失尊严或“被侵犯”了。{类似这样频繁的抱怨是发起争端的“诱饵”，对此我拒绝在第二天清晨漫长的返程途中做出回应。在那里，我会匆匆刮好胡子，换好衣服，并为折磨人的“早高峰”做好准备。霍普时常会习惯性地对某个提议表达似是而非的赞同，要么就默默赞同，并且会等到“商定”开始时，才准备说些什么表示反对，在此期间，原本合理的告诫和保留意见，现在看来都成了单纯无意义的抱怨。不过，到了冲突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压制沮丧、愤慨，甚至指出，此类抱怨能产生效果的时机早已过去了，因为指出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夫妻间的争吵或“意志冲突”，并且不会有赢家。就如同我曾经对切斯特[或者（“求求你别说错了”）“杰克”]·维维安说的那样，人们或许会说，我们各自的本性就是这样，冲突或争论发生在我身上，要比发生在霍普、内奥米或奥黛丽身上更困难或更棘手，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相对容易的时间来摆脱一场激烈交流会引起的肾上腺素和心烦意乱}我们可以从家里带自己的个人卫生或洗漱用品，并使用（首先是霍普这样做，然后是我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一个私人洗手间，然后在准备入睡时进行我们个人卫生的“仪式”（然而，尽管这里按要求，要尽可能模拟我们在家的习惯，但考虑到观察员和数量众多的“低亮度”摄像机的缘故，霍普有意不使用她的面霜、发网、保湿乳液和手套）。随后，助手或服务人员将白色的圆形“E.E.G.”贴片或“引线”——据霍普观察，这上面的导电胶体极度寒冷，而且有种“怪异”的感觉——贴在我们的太阳穴、前额、上胸和手臂上。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睡眠室的平行床铺躺下，留心避开缠绕一团的电线，这些电线从引线通向灰色的“继电器”或“感应”显示器，该显示器在睡眠室的东北角静静地嗡嗡作响。睡眠小组的技术人员——其中一些人是附近罗格斯大学的医学生——脚上穿着无噪声白色鞋袜，身上穿着解开扣子的“实验室”大褂，里面则穿着休闲服或“便服”。我们睡眠室的三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的墙，在我们进入后发现，实际上是镜面，我们无法从里面看到任何技术人员或记录设备，这让人有些惊讶，而在第四面或最后一面墙里，嵌着一个复杂的、墙面大小的屏幕或投影布，上面播放着各种常见的舒适或舒缓的风景、“场景”或图景：一小片低垂着麦粒的麦田，潺潺的小溪，冬日的云杉点缀在刚刚落下的雪中，森林里的小动物在铺满落叶的地上觅食，一片海边的落日，诸如此类。双人床的床垫和唯一的枕头也是由塑料合成物做成的，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起皱，我个人觉得这种起皱让人心烦意乱，并且有点不卫生。此外，这两张床的两侧还配备着金属栏杆，它比一般医院里的护栏或侧栏都要高一些、坚固一些。负责我们这两个病例的指定睡眠学家——帕福斯医生，长着一张前文提到过的克制脸庞，留着一头短短的花白头发，脑袋没有固定点——解释说，一些病人的特殊睡眠障碍涉及梦游或某些狂热，甚至在睡眠中会有潜在的暴力举动，因此，睡眠诊所的保险商才勒令将24.5英寸的拉丝钢栏焊接到室内的床两侧。
此外——霍普在家时，在关掉床头的高架壁灯之前，会习惯性地进行平均二十到三十分钟的轻量阅读，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此举是我俩准备入睡前的例行公事中相当固定的一部分——霍普和我连续在三个周三，花了二十多分钟，笨拙地坐在窄小的、类似婴儿床的床上（因为有高高的横向栏杆），背后只有一个该机构提供的皱巴巴的枕头撑着，表面上来看，我们就像在家一样，在睡眠室各自的床上阅读，两人手里都拿着我们当前所选的“书籍”，这些书放在书友会的书包里，霍普将它从家里带了过来。但在这里，在这个人工环境中，这些书只是“道具”，而我除了漫不经心地翻开科特·艾肯沃德的《岩石上的蛇》，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本想只要有放松或“松弛”的念头就可以了，但现在我全身都插满了“E.E.G.”导线和凸出的电线，并且这一切全都反映在小房间的三面墙壁上，因此这种想法就显得滑稽或荒谬了。但是，我——在与杰克·维维安进行密切且隐秘的“咨询”中——决心在技术上完全遵从要求，不抱怨，不抗议，也不给霍普任何理由怀疑或认为我不去完成我这方的“契约”[有时候，尽管如此，我承认，例如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在每天的通勤中，驶过花园州的林荫大道，或者向西驶过195公路、泽西高速公路和I-276公路，绕过费城大都市的北部边界，到外州的布林莫尔校园，然后把车停在蒙哥马利大道上，抬头观察塔楼或主塔楼第四层的东北角（或者，更正式地说，为了纪念19世纪的一位大学恩主，这个塔楼被称为“阿德摩尔之家”。这座房子被设计或“装饰”成一个灰色的、摇摇欲坠的，架着雉堞的塔楼，或是中世纪“圆形炮塔”风格的要塞）新生宿舍里，我们的奥黛丽和她的室友或在屋里走动，或准备脱衣入睡时，透出的灯光亮起又熄灭——我会在没有任何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原因下，变得极其心烦、忧郁或被挥之不去的痛苦或“恐惧”所消耗（这种感觉与睡眠不足无关，睡眠不足的症状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清楚了，而似乎是从某种深不见底的、无意识的、心理上的虚无或“洞”中“突然冒出来的”），以至于我会认真地考虑“跳”入中间线，跳入迎面而来的车流之中。这种恐惧，平均每次只会持续一两分钟]。
然而，经查实，有关这场争论中我这一方的客观情况是：每当睡眠室里舒缓的远景和刺眼的灯光从室外某个地方渐渐熄灭时，我依旧会保持长久以来的习惯或惯例：仰面躺着，手肘弯曲，双手叠放在我的胸口上放松，尽管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感到紧张和兴奋，但我本人的情况比霍普相比，要更明确些，她的习惯是（不像我们的奥黛丽，她常常会朝身体右侧，蜷缩成胎儿形态，并经常会在醒来时还保持着和入睡时相同的姿势）：匍匐或俯卧着入睡，双臂张开，头扭转过来，或者猛地扭向一侧，就好像有某种无来由的巨大力量从后方和上方压在她身上（这个姿势多数成年人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她向睡眠小组抱怨说，她仰卧着，并且当E.E.G.的导线和电线导致她要“面朝上”时，这样几乎无法真正入睡。虽然如此，但她随后确实（像往常一样）立即入睡，而且我们在第二个星期三，躺在睡眠室里过夜时，她和帕福斯医生（睡眠专家）也没有再提起她在上一周提出的强烈抗议。
如前所述，我们的诊断协议促使我们每周一次驾车来达林诊所，并一起“登记”入睡，总时长可能长达六周，于此期间，霍普和我各自的脑电波都会受到监测，另外，任何异动、声响或醒着的状态都会被记录在最先进的红外线或“弱光”录像带上（霍普经常会故意去验证音频的质量，而我则不带感情地注视着第四面墙的屏幕上那些令人放松的图景），并经过我们的睡眠学家分析，最终成为医学诊断和推荐诊疗方案的基础。当然，如前所述，我本人也满怀期待地希望录像能实质性证明，霍普大喊大叫，再次指责我“打呼噜”时，我的“E.E.G.”电波表明我本人没有真正睡着，相反，霍普自己大脑的“读数”会确凿证实，她本人当时已经睡着，并做起了梦，产生了幻觉，或者以其他方式“幻想”出了那些令人不快的噪声，她如此坚定地认为，正是这些噪声“剥夺”了她的睡眠、健康、青春，以及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让她相信她和我本人不再处在“同一个波段上”，这一点足以让我俩的婚姻不仅仅是无性的形婚，尤其是现在奥黛丽不在家，不用“过分占据”我的时间，也不再是“（我）感情的焦点”（霍普在那些早晨，针对那些冲突，以及我们的婚姻和假定的“一家人”的整体可行性所展开最糟糕的争论中，这些是她怀着报复性的怒火提出的诸多罪名之一）。
但是，只过了P.P.O.核准的最短的三个星期，结果就出来了。达林诊所的一个行政助理给我单位的办公室打来了传呼[他显然也给我家打了电话，但是霍普那时要么出去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要么就是在睡觉（她会公然打盹，尽管诊所的宣传材料一开始就明确指示，任何患有睡眠相关疾病的患者都不能打盹）]，通知我说，达林诊所的管理部门在与帕福斯医生以及其他负责霍普和我本人病例的“睡眠小组”成员的通力合作下，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准确的数据，可以提供一份严谨的诊断，并推荐一切“（认为）需要的诊疗或疗程”。正式的诊断将于下星期（被安排在星期一上午）在医院四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公布，该会议室位于那段不寻常的、按星形或钻石型布局的中央走廊或门廊的尽头。会议室是一间明亮的小房间，墙上挂着一幅大家都很熟悉的“戈雅”画作，该画是印象派画作中比较普通或商业化的一幅，此外，还摆着一张枫木或木纹圆桌，搭配船长椅，椅子座位里和扶手里的填充物都是有些过浓的深红色。和达林睡眠诊所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房间也明显非常阴冷（更何况我们是在早高峰时间，冒着恶劣的暴风雨开车来的。直到那时，我们才发现罗格斯·布兰斯维克医院的室内停车场的入口处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车位已满”。因此，我们大衣都湿透了，雨水滴在会议室的地板上，而霍普——她长期以来对暴风雨都有病态的恐惧，这使她在整条紧张的路上无法入睡或打盹——由此显得脾气特别暴躁且顽固），并配备或装备了一个发光的壁挂式装置或设备，它是用来读取X光和“磁共振”图像的，此外，还有一个大型的视频和音频监控器，它被放在一个滚动的“支架”或加固了的铝制或铁制的推车上，车体被涂成了该机构的棕色，每条腿的末端都有一个小“脚轮”或轮子，以便移动。会议室里，每个坐在桌边的人，在各自的位置前都放着一个一次性的泡沫杯，里面装着咖啡或茶，正冒着热气。由于期待或“紧张”的缘故，前一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眼镜和背心都再次绷紧了，所有声音似乎都有些放大或“交融在了一起”，但在夸张的视焦点和色调的晃晃悠悠中，房间只是有点轻微地移动。然而，每一次我打哈欠，都会在我的耳朵里引起剧烈的爆裂或炸开般的疼痛。我的裤腿和袜子也被打湿了，霍普高耸的盘发有些向右歪斜，她那无影的脸也像德库宁本人画了一半就从画架上撕下并丢掉的东西一样。在桌子周围，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不太熟悉、长着碟形眼的西班牙裔男子，他的手背有皲裂或癌前病变的症状，穿着商务装或上好的深灰色羊毛西装，领结有婴儿的头那么大。手持锤子的声音。练习场的声音。钉枪和便携式空气压缩机的声音。一个或多个旋转或“强力”锯的声音。一辆怠速的萨博车，其涡轮发出的轻微声。雨水和雨刷器在高处撞击的声音。搅拌器制造冷饮的声音，“保诚”的“行政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往休息室的自动售货机里投掷硬币的声音。一计长长的推杆，将球打入或“轻推”入浅浅的球洞中的声音。挣扎声和低沉的呼吸声，还有一个男性或“父亲”低声咕哝和嘘声。某类施工、维修或与之相关的活动，朝着达林诊所睡眠诊室和观测中枢所在的方向，在距离中心走廊或门廊的某个地方，发出了起起伏伏毫无节奏的锤子声。我遭受了快速而可怕的闪现图景，或者说在内部视觉中突然点亮了一幕幻视：一个俯卧的女性身影被透明的塑料工业布包裹着，随后瞬间消失了。在桌子周围，与我和霍普一起坐着或“排列”着的是一直带着钥匙环，穿着白色“实验室”大褂或外套的睡眠学家，还有两个年轻的技术人员或助手，他俩也是负责我俩病例的“睡眠团队”的成员，外加一个穿戴整齐的男性，西班牙裔，或者是古巴裔，他是医疗行政的专业人员，据介绍是代表罗格斯医院来对达林诊所的诊断程序和活动做定期“审查”或评估的。推车上的监控器——由一位年轻的女性“睡眠小组”技术员操作，她看上去没有戴婚戒，一头栗色的头发紧紧向后梳着，身边还带着与霍普和我的病例有关的各种磁带和文件，其中一个显然是通过手持或“遥控”设备来激活的——在四条与乐谱无异的间隔均匀的水平线上，现在显示着我本人的姓名、日期，以及独属于我的八位数“P.P.O.号码”，还有特别指定的“D.S.C.”[代表（“达令睡眠诊所”）的号码]，在这四条线之间晃动着一条锯齿状或不规则的白光线，这标志着通过导电的E.E.G.导线记录下来的我本人在睡眠室整晚的脑电波。波纹的白线令人感到不安，呈现出手掌似的、凹凸不平和不规律的形状，而不是规律性的或连续性的，并且还伴随着剧烈起伏的低谷和高峰或“节点”，这看上去就像心律不齐的心电图，或是遭遇财务困扰或资金不稳定的现金流示意图。此外，它也与依次排列，（或者，用A.D.C.的专业术语来说，组成了“系统综合体”），一同进行数据处理的惠普HP9400B主机不无相同之处，显示器左上角的数字显示器显示着时间，它被分为好几个梯度，每个梯度都经过了仔细的校准。
整个“睡眠小组”从我们建档的数据中了解到，我妻子本人对失眠或睡眠不足的病态恐惧由来已久。例如，在我们的奥黛丽小时候生病或因噩梦或“梦魇”而焦躁的时候，往往是我坐起来陪她，这样霍普就可以如她所愿那样，“试着”入睡。
与此同时，睡眠专家提出的初步“结果”或“诊断”，一言以蔽之，令我震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特制的“弱光”摄像设备一共有五六次记录下了霍普的情况，每一次她都会突然坐起身来，指责我“打呼噜”，并且有一两个记录表明，当我用明显听得到的声音反驳说，我甚至还没有睡着，因此对我的指责无法在逻辑上被证明“有罪”时，睡眠专家——在他的演示中，这位年轻而严厉的技术员的激光笔，再加上她那些远程设备的能力，能暂停或定格显示器上的内容，以便将人们的注意力停留在E.E.G.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声称或肯定地说，我确实，从临床上讲——尽管我相信或认为自己是完全清醒的——是“完全睡着”的，这主要发生在四个众所周知的睡眠层次或“阶段”中的第二或第三阶段，这也是睡眠学家一再概述或阐明的。当其他人和“睡眠小组”都在看着这些的时候，睡眠学家（像往常一样，他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帕克·戴维斯钥匙圈，并不自觉地玩弄着）以现代科学的临床客观性做出了这一裁决，并不厌其烦地再次明确表示，从经验来看，他对这段不和的婚姻关系持中立态度，不站在争端的任何一方。然而，在最初公布这个所谓的“诊断”时，我感到一种夹杂着愤怒和难以置信的痉挛或“律动”，这引发了我首次萌发诸多无意识或“应激”的想法，其中一个想法认为，帕福斯医生等人实际上是站在霍普这边的，她以某种方式诱导达林诊所改变了测试数据，并以某种方式表明，我睡着了，而我很清楚自己其实没有睡着。同时，我的行为举止，显然没有表现出这种非理性的怀疑，而只有震惊——我的下巴真的“掉”了下来，而在短时间内，我没有想到去询问通过研究和E.E.G.的听觉或音频部分显示出的任何平行结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无论真假，它同样证实了我处于“技术上入睡”的状态中时，可能会伴随“鼾声”，也可能不会。[在这里，应该插入说明的是，我在这个时候勃起了，或者说“犯了个错”（我几个月来第一次这样），在我迷茫的状态下，至于它源自什么，与什么有关，我一概不知；间接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发现突然带来的震惊，导致了肾上腺素或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急剧上升。]
在这一所谓的“诊断”公布后，出现了大约两到四秒钟的集体沉默，期间有施工的噪声、雨水打在会议室西窗上的声音，以及从达林睡眠诊所办公室某个深处传来的电话铃声。我的前妻或第一任妻子纳奥米，从未接受过我不想要孩子的事实，我害怕“重蹈覆辙”。另外，我的传呼机也震动起来。在听到睡眠专家给出的消息后，霍普自己的面部表情或神情，看起来“平淡无奇”或“毫无反应”，显得有点夸张，在遭遇其他婚姻尴尬时刻时，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情，这种情绪意味着她正在经历一种自证清白的苦涩或胜利感，同时在掩饰或抹去她的喜悦，以便看起来像是占据了“上风”，并避免我指责她复仇得胜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了表现出毫不惊讶的态度，并试图表明她对自己完全正确这一点“从来没有”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而睡眠学家现在只不过证实了她实际上“一直都知道”的事情。我对睡眠小组给出的医疗诊断或“裁决”十分不信任，只有在霍普苍白的眼睛里闪动某种轻微的光芒或狂热时，才泄露出她对此表现出的好奇和获胜之感。电话响了起来，似乎无人应答，铃声在这个短暂、无声的间隔中持续响着，此后，那位年轻的、已经拖不起的适婚人士，或者说帕福斯的技术员，随即就这样拔出、插入、手动调整或“重新设置”了监测仪的显示屏，因为就在此时，由那位冷漠的睡眠学家做出的诊断已经将焦点转移到我妻子的脑电波上。在霍普或我这样的“外行人”看来，监测仪上的脑电波与我自己的显示屏上的东西并无区别，当然，区别还是有的：模板下面现在显示的是霍普的名字，以及P.P.O.和达林诊所的“病人代码”，而模板上的那条抖动的、飘忽不定的线现在显现的是霍普的大脑在这个时间段内的脑电波活动。走廊的某个地方传来了由电锯或路由器突然发出的，很显然是惊叫或“尖叫”的声音（显然环境中还有一股新砍下来的木头和工业塑料的味道，再加上西班牙裔那个人身上刺鼻的古龙水以及霍普常用的“快乐”牌香水的味道），在这些声音的间隙，帕福斯博士用淫荡的手持指示棒，指着霍普“脑波”的那条线中存在明显的尖峰或“节点”，他指出这些区域表明——这一点让我俩都感到意外（可以说，“很明显”，“不言而喻”）——从经验上来说，在记录她所谓“听到”我“鼾声”的那段时间里，不仅我自己，就连她自己也被证实其实是睡着了的。[在此期间，由于极度疲劳或肾上腺素的作用，我本人也经历了一个极速压缩，或者说加速的感官记忆图景（或者可以说是内部的“剪辑”），它显示的是记忆中，我在下斯康坎姆某个画满了平行斜线的停车场里，教奥黛丽操作“她的”（为了保险起见，这是以西普博士和夫人的合法名义注册的）新马自达双门跑车，奥黛丽闪亮的赭色头发解开披散下来，正咀嚼着某种亮蓝色的口香糖，车厢沐浴在阳光下，车里散发着她每年圣诞节会用的藏红花沐浴露的香味；她在踏脚踏板的时候，发出嘈杂的呼吸声和她腿的形状；她在倒车、颠簸或发出轻微尖叫停车，抑或咬住嘴唇的时候——（“快停车”）——她都快低声说出脏话来了——因此，在医学博士做出第二个诊断后，在这个重新唤起的、短暂的、“令人震惊”的沉默中，我本人忘了要去感受胜利、“被证无罪”的感觉，抑或在这种显而易见或充满悖论的睡眠“裁定”发生了大逆转之后，没有一丝疑惑。我的心，可以说，向下坠了几英寸，我极度想念我们的奥黛丽，我现在就想去帮她打包行李，办理退学，然后把她拽回家（尽管到目前为止，我的双脚几乎麻木或“睡着”了，我甚至无法将我的双腿交叉起来），我会超速驾车，疾风骤雨般冲入外州的学生寝室或“城堡”或“堡垒”或流放军队驻扎的那种带堞口的城堡防御工事，然后在三更半夜或在凌晨将近的时候猛击或摇响橡木做的前门上的那个巨大门铃，大声嚷嚷、高声呼叫、极力哭喊出那些我从未想象过或梦想过的话（当然，不言而喻的是，这些肯定不会像是“父亲”说的）。我感到疲惫、抑郁、透支、凄凉、孤独，快要撑不下去了，并且我湿湿的屁股或前列腺液在抽动着，我抓着座椅上带树结的扶手，好让自己坐直。]屏幕上更明显或更准确的E.E.G.峰值可以证实与她笔直坐起来，大喊大叫之前的每个时间点相对应，它明白无误地表明——“几乎和教科书上写的一样”，这是那位睡眠专家说的话，它指的是从专业角度来看，霍普的E.E.G.上独特的“西塔”波纹中的峰值或“节点”让他赞叹不已——霍普在每一个关键的、破口大骂的时间节点上，都处于“第四睡眠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悖论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的肌肉会麻痹，进入快速眼球运动阶段，随后开始做梦。从施工区传来了锤子的两声不同的快速撞击，声音短暂交融在一起，一个声音随即停止，另一个声音似乎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以示补偿。然后，我要么是靠想象，要么是靠幻觉，要么就是真的目睹了从“德斯蒙德·鲁伊斯”博士——这位大眼睛的拉丁裔管理者或主持人——嘴里，没有出声，但却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自杀”这个词。与此同时，霍普双腿交叉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带侵略性地向前靠了靠，并用她熟悉的易怒或假装镇定和无动于衷的方式，请求睡眠专家帕福斯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事实”：睡眠小组是不是说，睡着并真正打呼噜的人是她的丈夫，纳皮尔先生，或者说，“霍普”入睡并梦到（或“幻想出”，或“编造出”）了整件打呼噜的事件，其实是“子虚乌有”？与此同时，我本人依旧直直地坐着，双腿轻微地交叉在一起，并自然而然地首先闭起一只眼，随后再闭上另一只眼。
这时，这位睡眠学家——他只知道，霍普和我之间前所未有的婚姻矛盾的“骨架”，矛盾中的所谓的“打鼾”问题在霍普和我之间积怨已久，而这一点使我们来到了他的诊所，显然，他将我打瞌睡或多愁善感的一面误解成一种矛盾心理，或者无精打采的消极或“冷漠”态度，{同时，霍普自己的神情也变得不安和僵硬起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逆转，再加上医学博士显然证明了我自己长期以来所主张的，亦即，让她受苦不堪的“打鼾”问题，严格说来，其实要么是梦境，要么是夜间“松散的联想”，抑或是夜间的“梦惊症”所引起的“不实”产物，从而证明了我的清白，就像我在前几个月寒冷的天气里反复宣称的那样，她脖子上的血管和肌腱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她那张狭长、有点狼狈的皮包骨头的脸，每一条线、裂缝、皱纹、缝隙、褶皱、病变、袋状物或“缺陷”都更突显，都仿佛在她僵硬的表情中显得更加醒目了。有那么一刻，她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要大十多岁，我可以清晰地想象那不自觉流露出的屈辱，也就是说，我们的奥黛丽自己那“露水般”的肤色，在她流放到“外州”之前，霍普一定看过，可以说，奥黛丽就是个活生生的综合体，融合了所有女儿的魅力，而霍普非常害怕承认自己现在“落后于”她。[去年早春时节她做了臀部移除静脉曲张手术，这场手术是“选择性的”或“非必要的”，因此也未入医保，完全由于她无力的虚荣心所使然，坦率说，这已经很让人难过或可怜了，可以说，她在竭力“否认”的事，早已没什么办法了（“真的别再这样了”）]}而现在，他前额的角质层让人觉得他似乎心不在焉，或正处于“无意识”状态，在另一个令人困惑或“充满悖论”的争端中（容我说一句，他那种冷漠或乐观的举止，睡眠学家那“对待病人的态度”令人赞许，霍普和我都同意这一点）——断言（意思是说，这位睡眠专家现在断言说）说，是的，严格说来，我妻子对我“打呼噜”的指责，尽管基于（用他的话来说）“内在的、梦幻般的体验”，从而与“外在的、感官性摄取”不同，但是，从医学或科学角度来看，它“严格说来”是正确的。现在，他左手拿着一大把或一整串带绝缘橡胶的钥匙，使了一个眼色，对着胖乎乎的技术员发出某种信号或“提示”，这位态度中立客观的睡眠学家说，在霍普大声指责我的“鼾声”之前，“弱光”或红外线录像带记录了两次类似“第四阶段”睡眠的间隔，他说，凭这一点可以确认我自己确实在这些时间内，有过“闭塞式”，或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是“鼻咽”式呼吸，这在普通人中通常就被称为“打鼾”，这是一种短暂或反复出现的现象，常见于四十岁以上的男性，帕福斯医生解释说——特别是那些在夜间出于习惯（像我一样），采用仰卧而不是俯卧、侧卧或“胎儿般蜷缩”姿势睡觉的人——并主要发生在人们中度睡眠或深度睡眠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然而，显然，在第四阶段或“悖论阶段”中，某些能释放出“鼾声”的关键喉部肌肉群，会在梦境活跃期或R.E.M.阶段，又或者说“梦见”自己睡觉时产生麻痹，这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睡眠专家的所有信息都很简洁，直接切中要害。而与此同时，我妻子则在按摩太阳穴，以此来表示紧张或不耐烦。会议室里的睡眠专家团队中，某个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初级”的助手——一个大约大学生年纪的年轻人，解开了扣子，在不是完全无菌的“实验室”外套下，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褪了色的、红色或紫红色的棉质T恤，正面印着一幅素描或漫画，上面是一个无名但有些“唠叨”的熟人或名人的脸，在这张疑惑或者说困惑的脸下面，衣服的面料上出现了一行声明或标语：“我的妻子说我优柔寡断，但我不那么确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话不是认真的，不是“字面”意思，而是某种形式的俏皮话或讽刺说法——现在，他结束了短暂的休息，并带着一小盒普通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用黑色墨水标记着“R.N.”和“H.S.-N.”字样，另外还有霍普和我各自的P.P.O.和D.M.C.“病人代码”以及与之相关的日期：周三晚上，实际被拍摄的睡眠“实验”就在那一天进行，而这个年轻人和睡眠学家在一个拉丝的钢制或铝制病历架上商议，以便确定哪盒带子要“装入”以及/或者“插入”，以便从经验上验证睡眠学家对霍普做出的诊断：这些指控最终都是不真实的、片面的或“矛盾”的。
在这一刻，霍普再次微微向前倾身，并愤怒地抽动或“抖动”着一只高跟鞋，提问或询问道，从诊所采集的诊断数据的总和来看，“他”（指我自己）是否有可能莫名其妙在睡眠室的病床上睡去，并打起鼾来，但同时又可能准确地梦见在狭窄、牢固的诊所病床上的“感觉”或“经历”，但不知何故，却仍然完全“清醒”着，这种可能性（霍普提议说），无论她在什么时候最终“（无法）忍受”，并大声喊叫唤醒我，而我一直发自内心地“否认”自己一直在睡觉——对此，我有些恼怒地打断，并做出了回应，我本人指出了霍普的推测中存在明显的“漏洞”或逻辑缺陷，并要求睡眠学家再次做出明确规定，因为“记录”，根据他的解释，遵从众所周知的人类睡眠的不同阶段，而我基于自然法则是不可能在“打鼾”时（“梦见”）做梦的，因为，根据基本逻辑，如果我是：a.如果我是真的“梦见”我是清醒的，那么，b.根据定义，我将处于睡眠的第四阶段或“悖论阶段”，因此，c.由于“悖论阶段”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喉部麻痹，我就，d.不会发出沙沙的、潺潺的鼾声，其实，这实际上是霍普梦见我发出的声音。霍普的鞋子、手套和昂贵的皮包或手提包，在颜色和质地上都是完全搭配的，她的气味也总是相当好闻。就在这时，这位成熟、丰满但有点严厉或“冷峻”的技术人员开始将一盘选定的录像带插入或“装入”监视器后的一个容器或“槽”或“孔”中，并——利用一张编过码的（“拜托！”）睡眠数据和手持遥控器——开始选择低光记录，里面记录了与第四阶段或“悖论阶段”有关的内容，这一内容发生在[可以推测，根据睡眠专家的“前言”或注释（从生理学上来讲，可以说，我本人仍处于“时刻注意”的状态）]我妻子突然对“打鼾”发出了愤愤不平的高音量的指责之前。
不管是不是有预感，所有外界或无关的噪声，和我自己都忘了的传呼机本身——以及那个皮肤黝黑、穿着帅气的医务管理员喝热茶时发出的“啧啧”声（这是我从小到大都不能忍受的癖好，接下来还会有点做作地用指关节在上嘴唇抹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上停止，产生了突然且戏剧性的或令人不安的沉默，或蔓延开的“停顿”。同时，在房间监视器上，形成或组成了一个双联或“分屏”的录像，显示出霍普和我所处的黑暗睡眠室，在显然是低光胶片特征，亦即一个琥珀色低亮度灯光下，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显示着相关的日期和“0204”（或者，用科学或“祖鲁时间”的方式来说，就是上午2：04），并且每一秒和小数点都会同步递增，而（从我们的角度望去）视频显示屏的右侧是一个持续的、红外线特写（或“近景镜头”）镜头：我自己在床上深深地睡着了，仰面朝天，双手放在胸前，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是——我自己那张睡着了的脸。当然，我自己并不感到奇怪，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看过或观察过我自己这张“无意识”的脸。而且，在监视器的长方形右边，或者可以说“右舷”部分的固定特写中，现在显示的不是一张可以用任何方式识别或“认出”的脸，那上面长着松弛而突出的双下巴，放在我胸前的双手像蜘蛛般抽搐着，嘴唇无表情地松动或张着，而且，虽然听不到（睡眠小组显得惊慌失措，并在监测仪后方与助手和技术人员窃窃私语起来，显然他们在嘀咕一些技术上的“小故障”）任何声音。{霍普双手抱胸，眼睛直勾勾盯着我右手边的那台显示器入了迷，或是被吓到了，一声不吭[“麻痹了”（或者说不定还会伤到你）]，她的瞳孔张得好大，呈现出液态的黑色}，但那松弛的神情，张开的嘴，松弛的下巴，还有我从未“设想”过的颤抖的、正淌着口水的下巴（当然，和大多数丈夫一样，我只会在坐在或站在镜子前，比如刮胡子、剪除多余鼻毛或耳毛、拿一件散发着藏红花香味的内衣手淫、系紧领带等时候，才会看到自己的脸），此外，尽管录音的音频部分有缺陷，听不见声音，但在睡眠的特写镜头中可以看见，我无意识张开的嘴不断变化着形状，并且扭曲着，霍普和我都看入了迷（如经过车祸或“犯罪现场”看到残骸，以及俯卧着的、扭曲的人体一样），换句话说，这指的是，画面中我松弛的嘴唇独特的、不断变换的形状，以及由唾液或口水形成的小气泡，在我张开的嘴角交替形成，随后溶解（这里可以看到，我唇上和嘴角边那些黏糊糊、棕褐色的“薄膜”，随着我嘴部变形而在轻微地扩大），这意味着，无可否认，我没有意识到有非“自主”的声音和噪声从我的喉咙和嘴里溜出来——任何有眼睛的人都不会否认——并且，当摄像机的焦距“缩小”或进一步逼近我完全陌生的、非人类的、无意识的脸庞时，我要么看到了、产生了幻觉，要么是“想象”出了（霍普在这个时候仍然僵着身子，或像胎儿般定在那里，嘴巴张着，眼睛瞪得圆圆的，冷峻的技术员和拉丁裔主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各自的脸拉了下来，他们从各自的太阳穴开始，下拉或者“拖拽”的动作，剧烈而大力地向下拉，古巴人手腕上的手表和双手出现了一大团琥珀色的病变），抑或说，真实看到或者真正“见证”了一只正在沉睡的眼睑张开了一条缝，这条缝很细，从快速移动和无意识的眼睛下面看去，只有一条极细的光线或光的“锋刃”——就像一间黑暗的卧室紧闭的门下，当外面走廊的灯被点亮或“打开”，一个沉重而熟悉的脚步声慢慢沿着维多利亚式的楼梯，走到了卧室门前——同样在分屏的右边或“另一侧”镜头中，可以看到我自己那张湿润的嘴，以及松弛的、柔软的和张开的脸颊，现在开始膨胀为常见的“咧嘴”、色情，甚至掠夺性的表情。
“醒一下，醒醒吧，求你了。”
“天啊，我的天，我马上就起来。”
“快醒醒。”
“我做了一个超可怕的梦。”
“肯定是的。”
“梦可怕极了，一幕幕根本停不下来。”
“我晃了你半天。”
“几点了？”
“将近——2：04了。要是我戳你或者再晃得狠一点，我怕会伤到你。我好像怎么都弄不醒你。”
“打雷了吗？下雨了吗？”
“我真开始担心了，霍普，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医生吧？”
“等一下——我结婚了吗？”
“求你了，别再这么说。”
“谁是奥黛丽？”
“你现在还是再去睡一会儿吧。”
“那个是什么——父亲？”
“躺下吧。”
“你的嘴巴怎么了？”
“你是我妻子。”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一切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