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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赤子马洗繁——追随大钊担道义,吹落凡尘存精神

作者:孙立安 来源:碣石风

1945年4月25日,有位昌黎人在重庆杨家花园病逝了。出殡的挽嶂上写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惜毁家纾国难;三千桃李,四壁图书,但以天下为己责。“逝者乃河北省昌黎县人马洗繁先生。

当时,《中央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等各大报纸都发了马洗繁逝世的专讯 。国民政府颁发了褒扬状,蒋介石特批30万元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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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兴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从碣石山脚下走出的人物,看看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一、马洗繁简历

马洗繁,本名汝骏,曾用名马约;字洗繁,曾写为锡凡、洗凡;1894年7月30日出生在昌黎县城马家大院,聪颖好学,志存高远。

1913 -191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1917年,在国内和留日的南开同学相约,在日本东京共创了“新中学会”,欲刷新中国。

1918年2月赴日本求学,10月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新中学会是主要领导者之一。

1919年夏,他听从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建议,转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开始信仰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23年,留美学成回国,倾心于我国教育事业,曾在北京参与创办艺文中学,任朝阳大学、中国法政大学、民国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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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投身北伐革命。以“加入国民党的新中学会会员”为基础,和童冠贤一起创建了一个国民党内的左倾小派系——“新中革命青年社”,任副主任。

1928年,北伐胜利后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河北训政学院院长。

1930年,再赴英国留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作研究生,师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拉斯基教授。

1932年,毕业回国,先任首都南京市教育局长,半年后辞职。随后,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历任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中大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所长。

1942年,当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春,蒋介石宣布自兼中央大学校长,愤而辞去校内一切职务。

1944 年,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员。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国恨校难家愁之下心事淤结,染病逝世。

二、显赫之家的孤儿

马洗繁的家族在昌黎可谓“地位显赫,富甲一方”。曾祖父马恩培,咸丰优贡,初循例官内阁中书补缺,后考取记名御史;相继任内阁典籍、侍读;光绪年间被补授江安粮道,加二品衔,曾任湖北按察使;两年后卒于任上。祖父马庆阳,例授候选知府,以母年高多病居家归养,经营马家在昌黎、京津、东北、安徽等地30余处商业;宣统年间曾任昌黎商会总理。伯父马恺元,考中贡生,曾在京任户部郎中20余年。

马洗繁外祖父戴云峰也是举人,曾任四川安岳县知事,因政绩昭着,受到光绪帝召见,擢升为候补道。从安岳县离任还乡时,百姓送其万民伞,赞其“半世为官,两袖清 风” 。1917年戴云峰曾任《昌黎县志》总监修,常说“以儒素家风贻子孙足矣! "

然而,美中常有不足。马洗繁虽然生于显赫富裕之家却从小失去父母,10岁便成了孤儿。出生未满 3月时,21岁的秀才父亲马宗元赴京赶考时病殁。10岁时,其母也不幸病逝。父母双亡后,祖父母隔代把他抚养成人。马洗繁读书好,人品出众,无不良嗜好,让祖父母颇以为傲,视其为家族希望。

三、从小矢志救国

马洗繁小时候是在“亡国灭种”的气氛中度过的。当时,全国有识之士均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都想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在昌黎县城读了私塾和高小的知识青年马洗繁,自然地感受到了国家内忧外患,也立志救国救民。

马洗繁经历的是怎样的社会环境呢?1岁时,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大清战败,北洋水师覆灭,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对日割让台湾等领土,赔偿白银2.1亿两。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7岁时,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被迫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天津港、秦皇岛港、经过昌黎的津榆铁路都被八国联军占领了,赔款4.5亿两白银。全国人均赔款白银1两,到处人心惶惶。

早在1898年6月,谢缵泰感慨时事,特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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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中的英、日军队占领了昌黎境内的铁路,驻守安山、昌黎两个车站。他们为非作歹制造了两大惨案,并在昌黎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

1900年秋,英军率领印度兵在蛤泊(当时属昌黎)大集上枪杀我70多位商民。

民国成立后,清朝所签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仍在执行。1913年9月11日,昌黎发生了"911惨案“,5名中国铁路警察被驻守昌黎车站的日军枪杀。惨案发生时,李大钊正在昌黎县城准备赴日留学。他在《游碣石山记》中特别写道:“彼倭奴者, 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1913年,马洗繁不顾家庭阻挠,跳窗翻墙,出走天津,以优异成绩考入张伯苓在天津开办的南开中学,开始学习救国的新文化。发生在家门口的惨案更让十九岁的马洗繁下定决心以身许国,救国救民。

他后来在给女友王燕誉的信里说:“我为赴前程, 对这家庭只有抱定‘打倒重来’主意。”,“不愿依靠‘先辈遗产’为生”,“声色货利,安逸温柔,惰人志气。我何人斯?岂能蹈此。”。还说“我认定现政府非打倒重来不可!”,要做个“能创造新社会的人!”,“我已知昌黎一县不是我用武之地,因为我的志向所注,全是国家问题,世界问题。”

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马洗繁决然舍弃了富家子弟的安逸生活,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风雨。

四、共创“新中学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

清末民初时,留学成了社会热潮。这段留学史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史,是平民“求救国、求前途”的打拼史。当时,京津冀地区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区,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区。在直隶省省会天津求学的一些学生自然地融入了这股留学热潮。

1917年的暑假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生童冠贤、高仁山、马洗繁、周恩来等人也相约去日本留学。这些人当中,童冠贤是自治励学会的德育部部长;马洗繁是自治励学会副会长,都是同学中响当当的活跃人物。

到达东京以后,童冠贤出任留日南开同学会干事长。1917年7月20日,童冠贤与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等南开同学,还有杨扶青、李峰、黄开山等天津水产学校、天津法政学校的留日学生,一起创立了“新中学会”。当时,马洗繁尚在国内准备赴日,因事前约好,同被列为新中学会的创立人。

新中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表示“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

新中学会既没有会长,也没有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之类的集中领导组织。大家所公认,童冠贤、高仁山、马洗繁是新中学会的中心人物,会内一切大事,事实上都由他们决定。

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 烧饭、洗碗、采买、看门等,都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现款都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并由经济比较充裕的会员一次或分次交出定额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开支学膳等费用。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或谈论国家大事,或交流个人学习心得。大家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

当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一行访美归国路过东京时,曾到访“新中寄庐”。他们还品尝了由马洗繁、周恩来、李峰等新中学会会员做的饭菜。张伯苓称赞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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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学会后来发展到了国内外,其中不少是留学美、英、法、德各国的学生。“五四”运动后,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会员陆续回国,分别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工作,会员逐渐增多。总会由东京改到北京,租定鲍家街27号为会址,命名为“新庐”,办理会务,开展各种活动。

新中学会的成员,为了学有所用,实现理想,从事社会活动是颇为活跃的。新中学会虽然没有具体的政治纲领, 但是都具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抱着“改革社会现状,促使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均希望施展专长,对社会有所建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大改组。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学会的会员政治思想逐渐分化。周恩来、安体诚、于树德、高仁山等会员加入了共产党,并已实际参加了革命活动。有的会员致力于实业,如杨扶青在昌黎创办新中罐头厂;有的埋头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如薛培元在北京农大,查勉中在北京师大,刘东美在天津南开,陈翰笙在北大;有的另有政治结合,如童冠贤、马洗繁、张清源等则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6年夏季,新中学会举行了最后一次年会,正式宣告解散。会员们激于多年的感情,不胜唏嘘,有的竟失声哭泣,最后依依不舍地互相握手离去。新中学会从诞生到解体整10年,进行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成效显着。

教育救国是新中学会的重要理念,不少会员投身教育事业。从1925年夏开始,高仁山、陶曾谷夫妇在北京主办艺文中学,影响深远。该中学对传统教学进行了教改,采用美国道尔顿教学模式,即“学生以自学讨论为主,教师进行辅导”的启发式教育。1933 年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艺文学校董事长,常务董事为曾陶毂、胡适等,董事有顾淑型、 张伯苓等。艺文中学现在是北京161中学的一部分。

为践行实业救国,杨扶青、张子纶在马洗繁的大力协助下在昌黎创立了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开启工人运动实践,训练了工人阶级。安体诚、于树德等认为进行劳工运动应从劳工教育入手,遂以新中学会名义,创办工余补习学校,并灌输劳工运动等知识。安体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这个学校成了工人运动的基地。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新中学会与少年中国学会结成友会,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比如,新中学会的周恩来等;少年中国学会的邓中夏、田汉等。新中学会与少年中国学会都是由爱国的知识分子组成,都是主张反对军阀,反对列强侵略,主张提倡科学, 发扬民主,刷新中国政治,宗旨大体相同。

参加国际会议,宣传了革命统一战线。于树德参加1922年1月在俄国莫斯科、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学会首次参与国际活动。于树德回国后,在新中学会作了详尽的传达,对会员政治思想的启蒙与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新中学会团结了大批知识 分子,充实了革命力量。会员们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五四”前后,不失为一个发挥了很大有益作用的进步团体。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不论会员中加入了共产党,还是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都在以 李大钊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下,共同奋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五、鼎力帮助昌黎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1919年秋,同为新中学会创始人的杨扶青,请托马洗繁为他和张子纶开办”昌黎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提供帮助。当时,马洗繁虽然身在美国留学,但他仍不遗余力地伸出了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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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致函外祖父戴云峰,请求鼎力帮助杨扶青在昌黎创办罐头公司。戴老先生晚清时曾任四川安岳县知事,是昌黎的开明士绅。因年事已高,老先生吩咐长子戴翰仙全力帮助办理”选址、办手续、集股“筹办公司有关事宜,每遇和县长等实权人物恳谈便出面作陪。经马洗繁外祖父和大舅奔走操劳,新中公司顺利落成。在资金方面,除新中学会入了一部分公股外,马洗繁及家人携有关人士踊跃入股,大力支持解决开办公司所需资金问题。

可以说,马洗繁一家三代为新中罐头公司的创立竭尽了全力,有力地支持了杨扶青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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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扶青根据新中学会的名称把公司命名为“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以学会的会徽“赤心”为商标,采用德日先进技术设备,不仅生产罐头,还生产饼干、糖果等食品。在公司运作上,杨扶青主要负责筹集资金、打通销路等外部事务;张子纶则主要负责厂房车间的设计,产品加工,操作工艺等内部工作。1920年公司顺利投产后,所产各种罐头产品畅销海内外。


除食品生产之外,新中罐头公司还兼营汽车运输业务,办昌明电厂、电灯公司、德昌煤厂。电厂除满足公司用电外,还解决了城关部分用户照明和生产用电,使昌黎城关第一次有了电力,且第一次播放了电影。

新中罐头公司的兴建,使昌黎境内第一次出现了现代工业模式,引进了新文化,是昌黎民族工业的先驱,也为后来昌黎成为重要的轻工业基地打下了基础。他们用实际行动切切实实地实践了”实业报国,刷新中国 “的理想。

此外,昌黎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还为周恩来留学法国及李大钊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部分经费。

总之,新中学会在昌黎实业救国的成功实践,离不开马洗繁的大力支持。

六、追随李大钊投身北伐革命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现阶段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出现了国共并肩革命的高潮。1926年,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开始了北伐战争,目的是“打到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李大钊作为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人,在北京创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左派大联盟,开展策应北伐的地下工作。

首先介绍一下新中学会几位同学结束日本留学后的去向,作为背景资料。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开展学生运动,组织了觉悟社,接受过李大钊的指导。1920年12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继续探索救国之道。

马洗繁、童冠贤、高仁山听从南开中学张伯苓老校长的建议,1919年从日本直接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进一步寻求救国方略。在美国留学期间,马洗繁和童冠贤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高仁山学习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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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马洗繁和高仁山学成回国,高仁山入职北大和李大钊成为同事;马洗繁在北京几所大学教书,也结识了李大钊。童冠贤在美继续求学,1925年回国。

马洗繁曾试图实践拉斯基思想,但苦于所学理论难以与实际相结合。1925年,马洗繁计划携未婚妻王燕誉再度出国留学,研究“将来政治事业上之根本哲理和建设步骤。" 然而,李大钊召唤他参加北伐革命工作,他毅然放弃了这次留学计划。

1925年秋冬之交,李大钊在北京肩负起了领导华北地区国共两党成员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重任。他深感政治思想成熟且有胆有识的革命活动家太少,立刻想到了新中学会领导人于树德、高仁山、马洗繁、童冠贤等人。于树德、高仁山先是李大钊发展的早期共产党员。1925年12月,李大钊又找到马洗繁和童冠贤,说服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李大钊要求童冠贤和马洗繁把国民党内的原新中学会成员组织起来,同心同德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在华北地区开展地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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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马洗繁曾一直拒绝参加国民党。1925年 8月8日,他给未婚妻王燕誉的信里还说:“几日来受了好多刺激,最大的就是同仁多入国民党,拉我不遂(我非绝对反国民党,只是希望中之政党,尚较之高尚才满意)便来讥我。他们说:纵然你是卧龙,可惜今日之域中,已不是刘皇叔之天下。我虽笑而不答,到底 有些心气不平。”现在,自己敬重的李大钊先生为聚集革命力量,前来恳切召唤了,马洗繁义不容辞,放下“稳进主义”,立即加入国民党,投身了北伐大革命的浪潮。

1925年12月,童冠贤、马洗繁为加强国民党党员的革命意识,以国民党中的”新中学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了一个清新的国民党左派派系——新中革命青年社,简称新中社

新中社成立的目的是要让新中社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力量,起到骨干作用,要求这一组织要“具有真诚的革命热情和坚强意志,要有铁的纪律,对外要严守秘密。”新中社开展地下活动时后,马洗繁的新婚妻子王燕誉也来到北京策应他们的革命工作。

1926年1月,李大钊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借此领导华北地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地下斗争。这里就是大革命时期北方的爱国运动司令部。李大钊委以马洗繁的重任是:担任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党员训练委员、党务指导委员,负责组织党员学习革命思想及白色恐怖下的斗争本领。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主持北京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请求政府拒绝“帝国主义八国列强要求撤除天津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结果,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致使集会人员大量伤亡。死者中就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伤者包括李大钊和陈独秀之子陈乔年。“三一八惨案”导致了北洋政府段祺瑞下台。按时间算,马洗繁也应当参加了这次行动。

一般地,人们较少注意到李大钊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其实,在北伐革命中,李大钊在军事斗争方面的作为是很大的。李大钊先是安排共产党人策动了冯玉祥部队,随后又安排国民党新中社负责策动了绥远省商震的部队。最后,两支部队都投入了北伐革命。

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与冯玉祥有了联络,1924年明确采取了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 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策略。 国民军中吸纳了很多共产党员,使冯玉祥由北洋军阀阵营转向了革命。另外,李大钊还通过冯玉祥策反了奉系军阀中的大将郭松龄,举行了滦州倒戈,反攻张作霖。李大钊牺牲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兵全体戴孝,为李大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李大钊带领共产党人开展的这些行动,让张作霖拉拢冯玉祥的计划落了空,奉系军阀内部还出现了“窝里反”,沉重地打击了野心膨胀的奉系军阀,有力地策应了北伐革命取得胜利。

1926年,因新中社的国民党党员中,童冠贤和刘耀西与绥远军阀商震素有交情,李大钊安排童冠贤、马洗繁、刘耀西等新中社国民党人负责策动商震参加北伐革命。

然而,张作霖毕竟不是好惹的。1926年4月奉军攻入北京,冯玉祥部离开京津地区退守西北,李大钊也失去了国民军的保护。

1926年6月28 日,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直奉战争中的死对头又联合起来,组成了直系和奉系势力控制的北京政府,实际由张作霖掌控。他们商定了讨赤计划后,于1926年11月至12月间在天津召开了蔡园会议,组织了“安国军”,决定攻打南方和西北的国民军。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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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着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整个北京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工作都被迫转入了地下。

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中一个废弃的兵营里。马洗繁也经常到这里工作。

1927年4月6日上午,在法日等国的暗中支持下,张作霖派出军警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同时逮捕了20名共产党人和10名国民党人。抓捕当天,侥幸逃脱的包括去北京西郊会同学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和去火车站送妻女去无锡暂避的马洗繁。

马洗繁妻子王燕誉人到了无锡,但心系北京。她写就一首七绝,记下了当时的心情:

仓皇出走欲留难,

临别拈针泪眼看。

从此男儿总多事,

伤心怕触指头钻!

李大钊等牺牲后,马洗繁的挚友共产党人高仁山接过了大钊先生的旗帜,就任国共合作的"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承担起了领导华北地区北伐革命地下斗争的重任。不幸的是,高仁山1927年9月28日被捕,1928年1月15日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成为继李大钊之后牺牲的第二位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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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山牺牲后,童冠贤、马洗繁继续领导幸存的新中社同志们继续坚持斗争。然而,仅过了半个多月,他们的缸瓦市地下据点遭叛徒出卖, 主持人包宗容被捕罹难,据点中替商震藏匿的枪支弹药也被敌人搜去。

万分危急之下,马洗繁把地下活动的秘密据点转移到了自己家中,即比较僻静的崇文门内抽屉胡同2 号大院。马洗繁化名“大商人“马秉文开展工作,妻子王燕誉也无惧凶险替他们看门放哨,或做交通员。从此,马洗繁家成了新中社在华北进行地下斗争的指挥中枢。

为了躲避愈发严重的白色恐怖,新中社一批骨干撤至天津,秘密成立了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由新中社的张青园牵头负责在天津的高校、工厂和蓟县农村发动群众,创建组织,开展斗争。与此同时,童冠贤、马洗繁派遣刘耀西等骨干陆续前往晋绥,策动阎锡山、商震所部起兵参加北伐革命。

当时马洗繁妻子王燕誉留下一首七绝体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

男儿血热作先锋,

试寄秋装和泪缝.。

誓必推翻恶势力,

飘摇无处觅行踪!

1927年11月,马洗繁夫妇南下上海与国民革命军指挥层商定破敌方略。两个多月后,马洗繁领命返回北方,以国民党代表身份也前往晋绥地区,策动阎锡山、商震统领的晋军倒戈。

他给妻子的家书,体现了这次征途的艰辛和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其中一封信写到:

我14号由洛阳到会兴镇,今早(15日)渡过黄河,息于茅津渡口。此隘之险要,读古诗时即有所闻,可以想见 其在秦楚汉唐各代之情形矣。

现在,我正在小店吃面汤一碗,就又要动身。此前旱路千二百余里,所乘为骆驼。鸡鸣茅店,月送行人,辛劳万分,极度欲休息。最后定意,还是前行。妹妹!你曷不变成天空的明月,随我夜夜渡此关河!

吃面了,到太原再报平安,此地已是晋境,一往尽崎岖山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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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信写到:

妹妹!我这是第二次半夜在车中给你写信了!而今我又是北上了……却忍心把妹妹丢在上海……妹妹,我既作了时局中的人物,自然也有我不得不如此的苦情,妹妹可能原谅我?

妹妹!我走时心里真是酸痛……哥哥只有一个情,一个心,一个人,既然妹妹真爱我,我就属于了妹妹!永远的!绝对的!热烈的!亲爱忠诚的!妹妹你的热烈的爱情,哥已深深的刻在了心底,三年于此了!娇儿增加你我的爱,时日添加你我的情。妹妹:哥哥有你才有生命!哥也敢说:妹妹有哥了才有生命!

妹妹!我本当时刻不离地爱护着我的娇儿和爱妻, 但因我的志行早有标定,事业上毫未建设成功,便隐然退休,势有不能,妹妹必能原谅我!哥哥心中永远地装满了 妹妹的小影,时刻地恍忆着妹妹在我的身旁。

远别数千里,妹妹你须自己多多当心…….

新中社的战友们童冠贤,马洗繁、刘耀西等策动商震举义北伐相当成功。商震部队的政治部几乎由新中社包办了,刘耀西还兼办党务训练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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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南方北伐军,他们在占领南方大部地区后,于1928年春兵分三路进行二次北伐,最终目标是打垮奉张北洋政权。

南方北伐军势如破竹向北推进,奉、直军阀则节节败退。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坐不住了,若北伐胜利,中国就会统一,其鲸吞中国的计划就会落空。于是,日本急忙发兵强占济南支持奉张,导致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不得不南撤退至泰安以西,不能北进。

当此紧要关头,在新中社童冠贤、马洗繁、刘耀西的支持下,商震以“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在奉张背后拔剑,奇兵出雁北、五台,直取保定、京津、直隶,一举捣毁北洋军阀老巢,给了北洋军阀政府最后的致命一击。

此举,让北洋政权轰然倒塌,日寇占领济南阻断北伐的诡计落了空,为北伐战争打赢了决定性的一仗。随后,张作霖兵败如山倒,溃逃沈阳,途中遇炸身亡。张学良旋即易帜宣告服膺中央。最终,北伐取得全面胜利,实现了李大钊的北伐遗愿。

毋庸置疑,童冠贤和马洗繁等领导的新中社在北伐战争中功不可没。他们秘密赶到绥远策动商震举义,在北伐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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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素与蒋介石不睦

1928年6 月,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商震出任河北省新政府主席,聘请马洗繁担任省府秘书长,并依托新中革命青年社组建了新的省政府。马洗繁等一群新中社员正值青春华年,思想进步,文化水平高,精明强干,事业心强, 令整个省政府充满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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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洗繁还兼任河北省训政学院院长,聘请卢郁文为教务主任,主要干部都是新中社员 。作为院长,他不忘张伯苓校长的谆谆教导,不忘挚友高仁山的殷殷遗愿,决心培育出具有民主思想和现代法治理念的新型公务员,并依靠他们去刷新中国。为了在训政学院专心培养人才,1928年11月20日他主动辞去省府秘书长一职。由于马洗繁工作有方,真抓实干,河北省的人才培养工作成绩斐然,一时间成了当时全国的标杆。

北伐战争中的功绩和在河北省突出的政绩,让新中社领导层雄心爆棚,想进一步扩大影响,想把新中社变成国民党中的主流大派系。当时,蒋介石正谋求独裁统治,竭力谋求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二者碰撞,新中社与蒋介石有了很大的矛盾。

1929 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竟然规定代表无需各地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即蒋本人)指定。对此,国民党内左派强烈反对,天津市和河北省党部坚持选出自己的与会代表。新中社率先喊出“拥护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会上,蒋介石指令陈立夫、陈果夫把持会议,排斥异己。第二天,新中社等反对派代表指责会议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童冠贤、马洗繁等20余名左派人员集体退场,新中社从此和蒋介石深深地结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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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蒋介石北上“视察”。当时,平、津、冀、绥的国民党党部均为新中社所掌控。蒋介石到了天津,市党部竟无一人进站迎送。蒋介石在北京饭店召见天津市党部全体执委时,谁也不起立,人人板着脸不吱声。蒋介石只好摆摆手说:“你们回去吧。”一出会场,大家相视而笑。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 撤销原有执委们的职务。当年9月,国民党又强制解散国民党内各派系,新中革命青年社被迫登报声明“自行解散”。马洗繁和童冠贤等则被迫”辞职“,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放逐英国。临行,蒋介石给每人2000银元路费,可马洗繁不领情,全数退回。

没曾想,这次放逐英国正好遂了马洗繁与童冠贤多年未竟的夙愿。他们直接走进世界着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接投师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人拉斯基教授,当了他的研究生,专心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理论。

其实,早先马洗繁与蒋介石似乎并无芥蒂。在北伐奔走路过郑州时,他曾拜访过蒋介石和冯玉祥。在给妻子的信中马洗繁还说“拟顺访冯(玉祥)、蒋(介石)两总司令一谈”,可见当时二人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因为蒋介石的政治作派与马洗繁的政治修养格格不入,才让两人结了怨。

蒋介石深知马洗繁的能力和影响力,一直想笼络他。抗战前夕,蒋介石为嫡系"庐山军官训练团"亲署"少将教官"聘书,派代表陈布雷两度登门送呈马洗繁,都被当场拒收。

1943年,马洗繁还在中央大学任法学院院长任上。这年,蒋介石执意兼任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校长。马洗繁和徐悲鸿等众教授齐心合力多方抵制无果。于是,他愤而辞掉了教授兼法学院长等一切职务,退隐重庆杨家花园家中。

还有一件让马洗繁对蒋介石耿耿于怀的事情。1927年蒋介石在北伐期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中背信弃义屠杀共产党员。5月16日,马洗繁的挚友安体诚也在上海遭蒋介石杀害。安体诚是丰润县人,1922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其人品高尚,革命坚决。马洗繁岂能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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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洗繁毕生追求“民主自由”,对“封建专制独裁”嫉恶如仇,为人最重道义,崇尚磊落光明,最看不上不义之徒。马洗繁妻子王燕誉记得:洗繁骂蒋介石是个“小人” 。

八、和周恩来的真挚友谊

马洗繁长周恩来4岁。他们在天津南开中学时是同班同学,两人人品出众,功课都好,还曾同台演过英语话剧。另外,他俩还都是京戏迷,晚自习有时一起偷偷跑到校外看京戏。

在日本留学时,马洗繁和周恩来都是新中学会成员,二人交往密切。周恩来在日记中多次记有与马洗繁交往的情况,并记录了接受马洗繁给予的经济援助的情况。。

1919年4月,周恩来要回国了。马洗繁和童冠贤、杨扶青等,对周恩来依依不舍,从东京赶路400多公里到神户陪送周恩来去乘船。中途,他们还专程绕道京都逗留了10天,与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的安体诚、于树德相晤。在京都,知心朋友们结伴四游圆山、两游岚山。4月5日那天,周恩来写下一首《雨中岚山》。4月6日,他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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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学会会员的这张合影照片中,马洗繁坐在前排中间(C位),其右手边是周恩来,即体现了马洗繁在新中学会的领导地位,也说明了马洗繁和周恩来两人的亲密关系。

这张合影拍摄19年后,马洗繁与周恩来才有了重逢的机会。1938年,武汉被日军占领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马洗繁则在战时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艰难的抗战岁月里,两位昔日同窗挚友相逢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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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疯狂的碾压式进攻和大规模轰炸不免让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1938 年12月一个星期天下午,马洗繁特邀老友周恩来到中央大学演讲。礼堂前贴出了大幅海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莅临我校作形势报告》。周恩来身着灰布军装,在邓颖超陪同下步入会场。马洗繁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周恩来则精辟地分析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批判了“速胜论”、“亡国论”的谬误,让同学们看清了前景,树立了持久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演讲结束,人们纷纷赞叹:“周部长讲得真好!”,“中国有希望了!”

1942年后,马洗繁被遴选为第三届、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每当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就是马洗繁和周恩来见面的好机会。会后,马洗繁家里的晚餐桌上就会有金灿灿的小米粥。喝粥时,马洗繁特别开心。这是周恩来体恤老友的北国情怀,特地从延安给他捎来的小米。有时孩子们还能吃到硕大的陕北红枣。就象陕北秧歌唱的:“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

抗日战争“黎明前的黑暗”时段,马洗繁的生活也遇到了挫折。学校里C.C.派势力不断兴风作乱。他本人患肺结核病日渐严重,家中8口人生活日渐困苦。国恨校难家忧常使马洗繁心绪低落。

还好,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南开中学老校长张伯苓也在重庆。老校长常把周恩来和马洗繁请到津南村家里吃饭。每次吃饭时,周恩来都和马洗繁推心置腹地谈心,回到家里他心绪就会好得多。

周恩来一直都没有忘记马洗繁。1960年,王燕誉到北京照料女儿马骊平坐月子,马洗繁的生前好友周炳琳请她吃饭。席间,周炳琳告诉王燕誉:周总理一直挂念着洗繁一家。在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总理曾问他:“马洗繁的遗属怎么样了?”他回称: “马洗繁的夫人在南京。几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表现都很好。” 周总理听了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马洗繁是国民党内一直反蒋、反 CC 派专制独裁的好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

1976年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了。治丧委员会特地通知了马洗繁的大女儿马骊平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也算是周恩来和马洗繁最后的交往吧。

九、献身教育事业

1930年1月到1932年初,童冠贤、 马洗繁来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接拜声名盖世的理论家拉斯基教授本人为导师,从头扎扎实实地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拉斯基教授是民主社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是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其着作主要有:《主权问 题》、《现代国家的权限》、《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卡尔•马克思》、《美国民主》、《论当代革命》及《信念•理智•文明》等着作,书籍畅销全球。他宣称自己是在秉承晚年恩格斯的遗愿,主张废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其民主的政治形式;摒弃苏俄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治”而保留其公有制度;把民主与社会主义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全人类应该选择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模式。

马洗繁和童冠贤按照导师拉斯基的指导,进行了社会调查,考察了工厂工人运动、市场资本竞争、科学技术实验、社会人文发展以及平民教育状况,深刻理解了导师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经过两年的日夜苦读,他们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了新首都南京。

1932年3月,马洗繁被南京直辖市政府聘为教育局长。因不满当局卡压教育经费,痛恨官场风污气浊,不愿“投降或卖身于龌龊政治界”(信中语),马洗繁任职半年便辞职而去。

马洗繁辞去南京市教育局长没多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同窗罗家伦来南京就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31岁任清华大学校长,嗣后主掌中央大学10年。

罗家伦深知马洗繁的才能,聘请马洗繁入中央大学任教。1932 - 1943 年,马洗繁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兼任法学院院长、法科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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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洗繁以“留学美英研修的拉斯基理论和'推翻北洋专制政权,构建河北新政权'的实践”为基石,开设了 “政治学导论”、“地方政府”、“地方自治”、 “行政管理学”等课程,传授他的治学理念。经过马洗繁的不懈努力,中央大学法学院成了培育优秀人才的沃土,为国培养了成百上千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硕士和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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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战火蔓延,民族已处危亡关头,为保全国脉,文化机关纷纷内迁。一些学校仓惶中一迁再迁,损失惨重。

1937年7月中旬,马洗繁和罗家伦上庐山参加应变“谈话会”,听取蒋介石的抗战宣言后,均认定抗战必将漫长而艰苦,中央大学也非迁不可,最好远迁川渝,一步到位。 迁校计划获准后,罗家伦立派马洗繁等两路人马出外选址。马洗繁一路人马考察后,初步确定迁校重庆为最佳方案。经过反复斟酌,最终确定学校迁往重庆。。

马洗繁终日在校筹措迁校事宜。8月13 日淞沪抗战爆发,马洗繁接获赴渝通知,当即请人往家送信嘱妻子准备动身。船到汉口,马洗繁未曾喘息即转船赶赴重庆,妻儿暂留汉口。

人到重庆,马洗繁和吴斡说服了重庆大学借地松林坡办校,又历尽周折请四川省主席刘湘拍了板同意。事情敲定后,罗家伦校长急电通知立即成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和迎迁事宜。

马洗繁和吴斡自知责任重大,两人在重庆奔忙不息,日夜操劳。一方面,组织人手制订松林坡建校方案,设计校舍房屋,落实施工队伍,购置设备和建材。另一方面,遵罗校长嘱托与民生轮船公司洽商,用运送川军东下的回程轮船无偿运输各种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入川。

1937年9月23日,罗校长在南京一拿到教育部的准迁令,就电告重庆立即开工。10月4日, 罗校长电告马洗繁:“设计、监工事宜……一切须先请兄决定——伦“。

受命于危难之际,马洗繁立即和吴斡等人和施工队伍一起不分昼夜分秒必争地苦干。仅用42个昼夜!可供1500余名学生就读与食宿的校舍和教职员工连同眷属2000余人的住屋高速建成。10 月26 日罗校长飞抵重庆松林坡, 连声说:"在建筑史上创了记录,创了记录!"

除了建成新校区,马洗繁等人还周密组织了教学物资的搬迁。经与船东协商,一些超限大件都是临时割开船舱装载的。航空教学用的风洞和3架飞机、医学院教学用的24具人体标本等全部运到了重庆。农学院历年从世界各地苦心搜集的优良品种牲畜等,在南京沦陷前4天开始紧急撤离,由人赶着跋山涉水数千里到达湖北宜昌,然后通过民生公司的船转到了重庆。

1937 年11月 20 日国民政府宣告由南京迁移到战时首都重庆。在这之前的11 月初,中央大学文 、理、法、农、工、教育12 个学院 40 多个系科,千余名迁渝的莘莘学子,已经在重庆松林坡开学上课了。

在抗战时期内迁的大批高校当中,中央大学的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地说:"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被赶到了重庆。”

中央大学在重庆开课后,马洗繁才托人买到了船票,让滞留汉口已4个月的妻儿5人来到了重庆。此外,他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料、研修笔记、授课讲义、论文着述,以及多年收藏的满架图书、唐砚宋瓷器、名家字画等心爱文物, 都留在南京未得搬迁而毁于日寇侵略的战火。罗家伦校长曾握着马洗繁的双手感慨地说:“洗繁兄舍家纾难,为的就是这举校西迁啊!“

舍家纾难的马洗繁背后,妻子王燕誉也做出了巨的牺牲,历尽了辛苦,但她是个能够申明大义之人。她给孩子们的书签上写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她滞留汉口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离家日远苦思亲,

难遣忧危百感情 。

杀贼无从肝胆裂,

事繁体弱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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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家伦校长见到拖儿带女跋涉数千里辗转数月始抵重庆的王燕誉时,他热泪盈眶地说 "洗繁兄真格是毁家纾难,可就是苦了嫂子您和孩子们哪! "

时隔58年的1995年4月,在重庆嘉陵江畔的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友会立了一块“中央大学迁渝记略”碑。碑文写道:“迁校九年,在学者四倍于昔,卒业桃李三千……渝校师生,国难飘泊,忠义愤激,救亡雪耻,弦诵不绝,且业绩优异,令誉远播,创中大之鼎盛时期。彼时师生尔后被遴选为科学院院士者多逾百人。于今重温往事,周知教 育为基础、科技以兴邦,诚立国之本也。“

这块碑承载着马洗繁对中央大学全身心的奉献,是他秉承新中学会精神实行教育救国的真实写照。

十、正直仗义重友情

马洗繁正直仗义,高风亮节,到哪身边都会有一群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挚友。在重庆期间,马洗繁同样有许多友人,并常请他们到家里作客。

常来重庆杨家花园马洗繁家的,以中央大学师生员工居多。法学院本院有系主任张汇文、何义均、钱端升等;另外还有校长罗家伦、教务长童冠贤和艺术系的书画大师徐悲鸿、张书旃、谢稚柳、陈之佛等人。其实,马洗繁生来喜爱中国书画文物, 结交的书画界朋友很多;在南京时就与傅厚岗、徐悲鸿和傅抱石等各家有走动。大家来到重庆沙坪坝,交往就更多了。

寒暑假里,徐悲鸿等便是杨家花园马家的常客。马洗繁总要兴致盎然地亲自下厨做几道可口菜来款待他们。岁月时艰,教授们都是半薪,只能去小龙坎菜市割上一刀猪肉,然后变着招法烹调 成”荷叶粉蒸排骨、蒜泥白肉、 滑溜里脊、笋干扣肉、麻辣三丝等。菜烧好了,盛进那一套清朝乾隆年间的彩釉大瓷盘里摆上桌,拼出图案倒也显得琳琅满目。此时,打开土陶的茅台瓶,谈笑小酌,必至微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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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余兴 ,这些朋友往往是铺毡走笔作画,泼墨挥毫, 尽兴才握手话别。有时书画未能竟其功,或忘带印章,则笑着相约“再来吃一顿荷叶肉才算完“。有一回,徐悲鸿、谢稚柳、陈之佛、吴蕴瑞等教授又来聚宴。宴罢,大家竟你一笔他一画地合作了一幅"猫蝶芙蓉图"。众大师笔墨璧联珠合于一纸,实为艺坛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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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胡适证婚的坚贞爱情

马洗繁15岁时,曾在昌黎家中有一桩有名无实的包办婚姻,1923年离了婚。道德最高的老同学杨扶青说:“旁人的离婚,我全不赞同。惟独洗繁的离婚,我赞成。”

1925年7月24日,马洗繁在给女友王燕誉的信中说:”我也是个离婚者。我不知道我何时订的婚,只记得我十五岁结的婚,只是一天也没有和睦。我本抱定主义,作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持的见解是:几亩薄田,有她吃喝,我便把这身体许给社会,自己除了衣食住以外,再也不要一点安慰。“

三十一岁这年,有人给在北京几所大学教书的马洗繁介绍了一位身在无锡的知识女性王燕誉。恰好,马洗繁好友高仁山是江苏人,他妻子陶曾榖也是无锡人。王燕誉本是个才女,陶曾榖又从旁撮合,很快二人心灵契合,坠入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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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洗繁的婚事,在昌黎开办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的杨扶青也给把过关呢。1925年8月8日,马洗繁给王燕誉的信里写道:“返寓,见桌上一封信 是我曾说过的那位道德高尚的老哥杨扶青(名永兴,新中公司创办者兼总经理)来的。他很器重我, 很关心我的事。北归后,他就来函问我“此行如何?”因为他和我关系深,我就未得你的允许,把你七月十日、廿二日、廿五日和廿八日四信,寄给他看“。昨晚这信,就是寄还我这些信的,并且有他一张信(附上一阅),他把你称赞不止,我不觉得有些扬眉吐气。”

1925年10月1日,中秋佳节前一天,马洗繁和王燕誉在无锡太湖畔的梅园举行了订婚仪式;1925年12月25日,在上海远东饭店举办了结婚典礼。马洗繁和北大教授胡适都是北京艺文学校创办人,就请了胡适担任证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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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誉是当时无锡商会会长王克循之女。1920-1925 年,她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至师范毕业;期间曾任苏州市学联主席,组织苏州学生积极投入爱国运动。王燕誉对马洗繁一往情深,她在信中说: "志远识卓,得友如此,遂没世无憾矣!" 因此,王燕誉与马洗繁也算是珠联璧合了。

在马洗繁逝世34年后,1979年7月9日王燕誉在南京去世了。她留下来珍存的112封信,两捆信札,墨迹工整,书法见功,件件透出历史的沧桑。这些信是婚前马洗繁夜以继日写给王燕誉的情书和少许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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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年两人相识到1979年王燕誉去世的55年里,王燕誉无论如何颠沛流离,也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洗繁哥的信一直珍藏着没有丢。这岂止显示了她对丈夫的深爱,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无比珍贵的历史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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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身后的缺憾

1953年,已经离世8年的马洗繁被错划“官僚”成分。1958 年,王燕誉一家受到株连命运逆转,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

为了平反,王燕誉和小儿子马重光多方寻访知情人士。1975年夏,他们找到了刚从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退下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杨扶青。

杨扶青听说“马洗繁划成官僚”很意外,激动地说:“洗繁是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委以北京特别市党部领导重任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在白色恐怖下战斗的革命党,不像和平时期执政党的党官有高薪可拿,是连一分钱津贴都没有,只有随时可能掉脑袋的风险担当,和洗繁同一战壕的李大钊、高仁山不都叫北洋军阀送上绞刑架断头台了吗!说洗繁是官僚,简直是胡闹!是往洗繁身上泼脏水!” 杨扶青嘱咐写份材料,由他找周总理来解决这件事。材料送到,杨扶青说:不行了,周总理已经病重不起,没法再提此事了。不到半年,周总理就逝世了。

杨扶青对马重光说:“回去让你们单位的党委赶快派人到我这儿来外调。现在还有几个老朋友。趁我们都还在世,大家一起来把洗繁的事情说清楚。”杨扶青1978年 2月22日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去世前,他践行了自己的承诺,向有关单位写下了有理有据有力的证明:马洗繁清白,且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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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誉留下许多诗作,在辞世前两年自题了一纸墓志铭。

丁巳初夏 自题墓志:

烈烈吾衷,浩浩吾胸。

不彻不悟,惧往惧从。

犹言犹食,无始无终,。

吁嗟夫!

聪明误我,不辨穷通。

憨直忮忌,屡遭鞫凶。

三优亏二,四德照言;

悖生何益,旅尸无踪。

茕茕卅载,漫凝七旬。

绵绵瓞腐,芊芊柏松!

•古稀燕•

除了登门拜访杨扶青,王燕誉生前还亲自写信,或提供线索让儿子向北京、南京、西安、天津各地一些知情老人写信,求证马洗繁的政治历史 。所有人都尽己所知地回了信,出具材料证明马洗繁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斗士、满腹经纶的政治学学者、深得拉斯基学说精髓的社会问题专家、毕生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爱国知识分子。1981年5月6日,马洗繁被彻底平反。

2003年,马洗繁和王燕誉的子孙们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上海,为他们修了一座双穴衣冠冢,立下了一块庄重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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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结语

马洗繁终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应当与其所学的政治理论有关。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成了他的信仰。1925年8月8日他致王燕誉的信中说:“我们同仁的救国 方法,根本上是根据哲理科学,采取稳进主义,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平民教育。我们的努力,是培养灌溉,不是揠苗助长,我绝非一个政治上盲从的暴徒。”

1926年,李大钊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应当是有原因的。李大钊他们把国民党视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简称“民校”。把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即 Chinese Socialist Youth Corps),以及于 1925年1月改名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C.Y.即Chinese Communist Youth Corps), 简称为“中学”,为第二级。把中国共产党(C.P.即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简称为“西校" 或“大学”,为第三级。这样一来,被称为“民校”的国民党,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预备队。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在“民校”开展工作时,要求党、团员积极宣传左派的政治主张,对于右派言行要“不懈地加以攻击”。在吸收党员方面,具有左派倾向的人士才可以被介绍加入“民校”即国民党。国民党中有阶级觉悟的人,才可以被进一步介绍加入“中学” (S.Y.或C.Y.)及“大学” (C.P.)。因此,马洗繁尽管不是共产党员,但不妨碍他是一位国民党左派革命者。

王燕誉给丈夫的悼念诗中评价马洗繁:“精神不死慰英灵,浩气长存儿辈型”。如果昌黎人给马洗繁一个评价,以下文字也不知是否合适呢?

傲骨如山碣石人,

洗去铅华留赤心。

追随大钊担道义,

吹落凡尘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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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洗繁曾说:"我觉悟:我们自身如先对无聊的环境示弱,将来恃何而作改造社会的表率?玉碎有声,瓦全无色,无论前途如何昏暗,只要自由火光勃发,迟早定能照得透彻!"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闪耀着绚丽的光华。这位毕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的碣石赤子,永远值得人们铭记!

参考文献

1、《背影依稀民国人》/马伯伦,马重基,马重光编着,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7 ISBN 978 -7 -5496 -1523 -0

2、《重庆杨家花园漫忆》/马重基

3、《民国着名教授马洗繁传略》/董宝瑞

4、《新中学会与新中革命青年社》/焦实斋

5、《故都新枝话艺文》/沈平子

6、《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张耀杰

7、《杨扶青与新中罐头公司》/董宝瑞

8、《回忆先父张子纶>/张琛光

9、《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的创办与戴家的支援》/郭世同

10、《新中学会纪要》/ 杨扶青,李峰 ,张芥尘 ,于树德